愛的社群免疫學

謝保羅這樣角色的出現，代表了陳雪對於個體與社會群體關系的再思考。重復前述，陳雪以往的作品一再演繹惡的無所不在，而防堵、驅逐“惡魔”、保持清明的唯一方法是愛。但她理解其間的吊詭關系。對她而言，如果愛的前提是主體將自己“毫不設防”地信托給所愛，這樣的愛就不得不向各種變量開放，包括主體的背叛或被背叛，傷害，甚至主體（自我）泯滅的可能。愛到深處不僅是無怨無悔，也可能是此恨綿綿，更可能是自我掏空或兩敗俱傷。而在最詭譎的情況裏，愛的救贖竟可能翻轉成愛的棄絕，那惡的誘因。

輾轉在愛的“迷宮”書寫裏，陳雪已經到達一個臨界點。我認為她的摩天大樓雖然延伸了迷宮隱喻，卻標志相當不同的空間坐標以及倫理面向。簡單地說，如果“迷宮”只供惡魔的女兒和她的情人們出入，大樓則住滿了千百戶人家。這是一個喧鬧的，充滿各色相幹與不相幹人等的小區。美寶的愛與死就算再驚天動地，也還是要放在一個更復雜的社群脈絡裏來看。

這就是謝保羅微妙的位置所在。謝是大樓的管理員，負責全天候過濾出入訪客，處理住戶大小疑難雜症，當然最重要的，維護整個小區的安寧與秩序。良好的管理制度讓大樓以內的住戶住得安全舒服，也因此形成了區隔內與外，防堵閑雜人等、突發事端最重要的設置。

然而謝保羅是個稱職的管理員麽？他負責認真，夙夜匪懈。四十五層的地上建築，六層地下建築，四個小區，大大小小的賣場商店還有公司行號都在他巡邏範圍內。他對住戶彬彬有禮，有求必應。但他有可能太關心住戶？小說一開始，陳雪就告訴我們謝保羅特別同情一位坐在輪椅上的少女，久而久之，同情升等為愛慕。少女最後去世，保羅竟然私自潛入她的屋內，感傷良久。

同樣的，他和美寶的曖昧關系也逾越了職守。更諷刺的是，他如此“保護”美寶，卻居然還是讓她被人殺了。

恰在這裏，陳雪鋪陳了她對個人與社群倫理的尖銳觀察。我的論述基於當代兩種有關社群倫理的說法。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裸命”（bare life）觀指出古羅馬社會裏的“牲人”（homo sacer）是社會的賤民，只有裸命一條，被社會“包括在外”。正因為牲人曖昧、邊緣的位置，他們被視若無睹的存在反證了社會人與非人、內與外的秩序，以及威權者行使法、又高於法的位置。[1]而在20世紀，“裸命”其實內化成為現代人的宿命。不論資本社會或極權社會，各有精密方式控制成員的生命∕政治意義。政治異議者、難民、非法移民、非異性戀者、植物人等都是存在於合法非法的邊緣、或不死不活的狀態。

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同意阿甘本對現代社會生命管理的觀察，但指出“裸命”的運用過於僵化消極。同樣從生命∕政治管理入手，他卻指出社群（community）和免疫系統（immunity）之間的辯證關系，才是現代社會性的基礎。對埃斯波西托而言，社群的構成與其說取決於向心力、歸屬感（或持分單位），不如說對危及小區安危者的防堵與排除—也就是醫學隱喻的免疫體發揮功效。社群和免疫系統間的關系不總是涇渭分明的，而是相互消長，不斷在危機處理中劃出界線。免疫系統也有過猶不及之虞：就是它非但偵測、排除有害的入侵者，同時可能偵測、排出自己這樣偵測、排除的功能，造成“自體免疫”（autoimmunity）。換句話說，自體免疫猶如自廢武功，開門揖盜。這成為隱伏現代生命∕政治管理中最吊詭的危機。[2]

回到《摩天大樓》兇殺案和社群倫理的問題。我們不妨說，由謝保羅和其他管理員所形成的保安系統，就如同身體的免疫系統，隔離大樓內外，維護小區共同體的正常運作。但謝保羅的位置耐人尋味。再一次引述陳雪對保羅的描寫：“他只是個平凡得近乎螻蟻的男人，內心背負著無法清償的罪咎，他孑然一身，不配得到幸福。”保羅是條“裸命”，在社會邊緣討生活。他沒有入住摩天大樓的資格，卻被委以維護大廈安危的責任。更諷刺的是，保羅過分盡忠職守，結果連自己也分不清內外之別。當他成了美寶的入幕之賓，甚至共謀遠走高飛時，他從內部破壞了保安防線，形同摩天大樓的“自體免疫”。以後兇手闖入，不過坐實了大樓安全性的虛有其表。

保羅是大樓小區制度最盡責的維護者，卻也是小區制度最意外的破壞者。我們或許可說保羅與惡魔的女兒搭上線，也陷入了愛的詭圈。但陳雪的用心應不止於此。我們不曾忘記，小說中保羅更是以善人面貌出現。盡管“裸命”一條，他不甘於卑微的身份。他曾遭受過天外飛來的過失殺人指控，而他逆來順受，默默贖罪。他與美寶萍水相逢，願意為她付出。不錯，美寶慘死，保羅難辭其咎。但換個角度看，恰恰因為保羅遊走大樓內外，只求付出，不為所限，他戳破了摩天大樓的防堵系統，或任何現代社會奉理性之名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