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場證明大師：傅利曼·韋爾斯·克勞夫茲

1919年（40歲），克勞夫茲因病中無聊而開始從事推理小說的寫作，來年發表處女作《桶子》，備受矚目，連續再版。《偵探小說作家論》的作者道格拉斯·多姆森推崇本書是克勞夫茲最出色的一部作品，與《多倫多最後事件》同為英國最傑出的兩大推理小說；日本推理大師江戶川亂步稱之為“寫實推理小說的最高峰”。美國評論家伊克拉佛多說：“誰都不能否定克勞夫茲的代表作《桶子》是推理小說史中的經典之作。”日本作家井上良夫也說：“《桶子》是推理小說界中的殿堂之作，其它佳構在這座宏偉的建築面前，都顯得寒愴，不登大雅之堂。”

黃金時期的開山始祖

復雜的情節布局，在柯南·道爾的筆下只是初嘗滋味。到了傅利曼·韋爾斯·克洛弗茲的處女作《桶子》一出，所有的讀者(包括後來的創作者)都看到長篇推理小說的優點，充分的篇幅給了小說奇詭布局的可能，那種一層又一層剝之不盡的洋蔥謎團，讓閱讀者享受解開一謎還有一謎的心智樂趣。

《桶子》一書的開風氣之先的貢獻正是如此，它開啟了將近二十年推理小說家窮盡心力編織奇局怪案的黃金時期。二十年之間，小說案情的復雜詭譎，機關布景的淋漓盡致，到達了不可想象的高峰，直到下一個世代的推理小說家忍不住站出來革命為止，但那是下一段歷史故事了。

擔任助理總工程師的某年因病臥床，無所事事信手寫了一本推理小說《桶子》（The Cask），未料竟造成大轟動，一口氣賣掉十萬冊，與同年（一九二○年）出版處女作的《謀殺天後》克莉絲蒂攜手開啟了推理“黃金時期”的第一個顛峰。

不在場證明大師

警察抓人要有真憑實據，最好是人贓俱獲，不然也要識破歹徒的不在場證明。在推理小說史上，“不在場證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橋段，作家絞盡腦汁所設計出來的“不在場證明”表面上看起來仿若完美無瑕，但實際上對神探而言卻是百密一疏；而就是靠這個小小的疏忽，再聰明狡猾的罪犯還是得俯首稱臣。正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巧妙各有不同，此橋段玩得最高明的作家，便是有“不在場證明大師”之稱的傅利曼·韋爾斯·克勞夫茲（Freeman Wills Crofts）。

克勞夫茲是鐵路工程師出身，他的小說不但大量應用到他對交通工具特性的理解(也開啟了後輩小說家利用火車時刻表來設計案情的先河)，更以他工程師的嚴謹邏輯，設計了幾個推理小說史上最布局奇巧的謎案。推理小說評論家常常稱他是“不在場證明大師”(Ultimate Alibi Breaker)，這個名號一語說出了他對“不在場證明”的精心鉆研與獨到貢獻，幾乎可與後來的約翰·狄克遜·卡爾在“密室命案”的投入與發明相互輝映。而《桶子》一書巧妙的情節設計，也揭開他長期對不在場證明興味的序幕。

由於克勞夫茲是著名的“不在場證明大師”，因此筆下法蘭奇探長順理成章也成了專破不在場證明的警察。無論是火車時刻表、定時鎖、戲院開演時間，以及任何表面上可認定某人並未犯下某罪行的證據，到了不屈不撓反復求證的法蘭奇探長手中，卻有了新的解讀意義和令人滿意的答案。難怪對警界的同行來說，他所揭發的“假”不在場證明在質和量方面都是排行榜冠軍，不愧是“不在場證明”的頭號克星。

情節布局的大師

克勞夫茲似乎是一位不吝惜巧妙詭計構想的推理小說作者，今天的讀者會對他書中謎題的復雜性和豐富性感到吃驚(因為當代的職業作家沒有人舍得把這麽多巧妙的構想寫進同一本書)；每一個案子都峰回路轉，飽滿到讓讀者腦力不勝負荷。

史家稱他是宛若工程師的推理小說家，其實更貼切的說法應該是猶如鐘表匠的推理小說家，他的情節布局奇巧，每一個轉折都不留鑿痕。連對克莉絲蒂作品嗤之以鼻的冷硬派大將雷蒙·錢德勒都稱贊克勞夫茲的小說“擁有最紮實無懈可擊的布局”。

“鐵道推理”之最高典範

克勞夫茲原本的職業是土木工程師，私下對鐵路等各種交通工具興趣濃厚。因此在他的推理小說中，經常能看到警探鍥而不舍翻查火車時刻表、戮力破解嫌犯不在場證明的曲折過程，尤其從《Inspector French’s Greatest Case》（1924）開始，克勞夫茲創造了一位熱愛旅行、專破不在場證明的蘇格蘭場探長約瑟夫·法蘭奇（Joseph French），更是跑遍英倫、歐陸各地，將所有妄想利用時間詭計逍遙法外的兇手一一手到擒來，毫無漏網之魚，盡管克勞夫茲對警察辦案細節所知不多以致頗有失真之處，仍可謂鐵道推理的最高典範。此等貢獻，除了開創朱裏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血腥的謀殺》（Bloody Murder，1972）中所謂的寫實推理（Humdrum School）派以外，甚至飄洋過海影響了日本的鯰川哲也、西村京太郎、阿井涉介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