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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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運一直是大唐帝國的命脈。

長安城作為大唐的都城存在一個致命缺陷：糧食供應。關中地區的糧食產量根本不足以支撐一個百萬人口的超級大都市，必須依賴經大運河從江淮地區運來的糧食。這個轉運的過程一旦出現阻滯，長安城立即岌岌可危。開元末年，玄宗皇帝改革漕運，采取了沿途修倉、分段轉運的方法，建立了河陰、柏崖、集津、三門諸倉，才有效地解決了困擾長安城多年的糧食問題。大唐皇帝總算不必碰上荒年就拖家帶口，領著文武百官遷徙東都洛陽就食了。天寶三年，玄宗皇帝高興地說：“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

言猶在耳，漁陽鼙鼓動地而來。最美好的願望總是要用最殘酷的方式摧毀，這才是人類為自己的愚蠢和自滿所付出的代價。

孤獨地死在太極宮的玄宗皇帝看不見了，若幹年後他的子孫們仍然在為漕運而苦惱。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拒絕納稅。帝國對江淮漕運的依賴日益為甚。

自從憲宗皇帝下令將河陰倉作為供給淮西軍糧的暫存地後，河陰縣的重要性愈加凸顯。此地本來只是一個渭河邊的小村落，從開元後期沿岸建起一系列大倉，駐紮了守衛的軍隊，又為負責轉運的官員建立驛站，市面漸成氣候。

如此具有戰略意義的地方，按理說必須進行軍事化管理。不過和大唐的其他方面相類似，所有帝國權威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都存在著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中央集權只能虛浮於面上，底下統統各自為政、各顯神通。

驛站原則上歸兵部管理，只能接待朝廷官員和公差，不允許對外接客。可是這麽做沒有油水，還常常得倒貼。所以各地驛站都陽奉陰違，將部分客舍辟出給過路商旅落腳，大搞創收。驛丁還把朝廷倉庫中的錢糧偷出來，作為驛站的日常使用。朝廷派來管理的官員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你要是和他們較真，這幫當兵的立馬就能暴動給你看。

洛陽留守權德輿對河陰縣的管理，也本著如上原則。在他看來，“姑息”既是無奈的選擇，又不失為一種策略。皇帝以“沒有原則”降罪於他，權德輿並無太多委屈。他還挺能理解皇帝面對現實時的矛盾心情。東都留守位高權重，又相對自由清閑，歷來都是養老官職中的最優選擇。權德輿心裏清楚，其實皇帝對自己算不錯了。

倒是武元衡遇刺的消息令權德輿極為震驚，沒想到藩鎮猖狂到這種地步。老謀深算的他立即擔憂起洛陽的治安來。權德輿馬上行動，召集來下屬各縣的縣令和負責東都守衛的金吾衛，部署了層層加強防衛的措施，這才覺得心裏有底了。

正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東都留守偏偏遺漏了——河陰縣。當然，更有可能是內心深處的“姑息”在作怪，使權德輿傾向了“僥幸”。

清晨離開靈覺寺以後，崔淼和裴玄靜就走上了惟上法師口中的捷徑。

其實捷徑一點兒都不好走。山中僅有羊腸小道，雍水溪畔則怪石嶙峋，道路曲折盤旋，忽上忽下，馬車走起來相當吃力。如果不是為了那一箱嫁妝，裴玄靜真想拋下馬車，輕身徒步前行。好在有崔淼一路上盡心盡力，終於在月上青天的時候進了河陰縣。

他們早就商量好，今晚就宿在河陰。明早啟程再行半天，便能到達洛陽了。

渭河在月光下靜靜地流淌，四外闃無聲息。所謂河陰縣城，其實就是沿著渭河的一個狹長地帶。最靠近碼頭處是聯排的大倉，盡頭設有驛站。離碼頭稍遠處才是不多的數戶人家和軍營。

這種格局是為了便利漕米從船上運到岸上。往來客商一般也走水路，所以驛站放在碼頭旁是最合適的。河陰縣太小，沒有城郭，只在面向官道的地方搭起一座象征性的木架城門，軍營設在木城門後，管理出入人員，防衛大倉。

不過當崔淼和裴玄靜進入河陰縣城時，根本沒人來查驗他們。打著瞌睡的守衛連眼皮都懶得擡一擡。這麽一對俊男靚女怎麽可能劫朝廷的糧草，說他們私奔還可信度高一些。守衛沒興趣多管閑事，驛站最歡迎這類客人，出手闊綽且沒有麻煩。守衛想，這對男女多半會在驛站借宿一晚，然後雇上一條小船，由渭水順流漂向他們的溫柔鄉。

“癡男怨女何其多噢……”守衛念叨著又墮入黑沉沉的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