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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艾莉森說了兩個提議，讓我覺得非常擔憂。

第一，她說想去教堂，但她要自己一個人去。

去教堂並沒有什麽稀奇的，但只身去就不一樣了。搬來格洛斯特以後，因為家庭的緣故，我們常常去教堂做禮拜。我們並不想將宗教強加於孩子，他們應當自由選擇自己將來想做什麽、想成為什麽樣的人，但是我們覺得至少應該讓他們接觸信仰。因此，我們便常常全家人一起去教堂做禮拜。

她解釋了原因。她說我們平時都是四個人去，現在最好不要三個人去；如果只身前往的話，她就可以對教堂的人說我身體不適，而她也不願獨自把孩子們拽上。而且她還說，她有很多想為之祈禱的事情。

然後，她又說了第二個提議：讓我去參加布雷克的募捐派對。

顯然，布雷克的秘書把派對詳情給我們兩個人都發了。跟我先前預料的一樣，艾莉森一點兒都不想參加。但是，她覺得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散心的好機會，我可以借機從家庭和工作的重壓下逃離片刻，喘口氣。她說：“出去走一走吧，跟布雷克好好玩兒，別再想這些煩心事兒啦。”她說得簡單，真要做到談何容易！

實際上，這兩個提議我都不喜歡，但是我卻都同意了。主要是因為我不知該如何拒絕。同時，我內心的驚懼又大大地加深了。

她想去教堂，真的純粹只是想尋求精神安慰嗎？

還是說，她要以此為借口，溜出去找保羅和愛瑪？

整整一個上午，我一邊陪著薩姆，一邊絞盡腦汁地想這個可怕的懷疑究竟是真是假，然而卻無能為力。

給薩姆做早餐時，我打開了廚房裏的小電視機。電視上在放新聞，鏡頭給到了我姐夫上司的上司的上司安迪·惠普爾，他正在就自己所做的慈善事業接受采訪。據馬克姐夫說，惠普爾預測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將公司的全部投資及時從股市撤出，轉投避險領域，因此在金融業界聲名大噪。其他公司都損失慘重，但是惠普爾聯盟最大的一支基金卻暴漲百分之二十八，創造了業內奇跡。

作為一個金融世界的投資大師，他長得很不起眼兒：身材矮胖，下巴肥碩，頭發很短，發際線過高。

他給市中心的一個青少年會捐了兩千五百萬美元，為此，記者正在對他歌功頌德。我看著他的嘴一張一合，卻沒聽到他在說什麽。我恍惚地想著他的錢。如果我有兩千五百萬，我能擺脫眼下的困境嗎？金錢能讓愛瑪回家嗎？

由此，我展開了更多的幻想。也許馬克能幫我聯系到惠普爾，然後惠普爾借給我一大筆錢，只要能保證愛瑪平安歸來，即使用余生來還上這筆債，我也心甘情願。

又或者，兩千五百萬美元也無濟於事？惠普爾有龐大的金錢資源，可我也手握司法權力啊！如果他遇到我的情況，會不會跟我同樣一籌莫展？這世上真的有金錢和權力都買不到的東西嗎？

等艾莉森從教堂回來之後，距離下午的募捐派對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我們匆匆地談了談有關薩姆的話題——他吃了什麽，我們在家做了什麽，他看起來好不好——然後我就出門了。

這次的募捐派對在紐波特紐斯的一個遊艇俱樂部舉行，名為“與議員共度周日——在午後的小型派對上邂逅布雷克·富蘭克林”。雖然布雷克如今已是一名民主黨人了，但他還是像共和黨人一樣通過舉辦派對來募集資金。

我到了以後，工作人員給了我一個名牌，上面寫著“桑普森法官”。我知道他們只是想表示對我的尊重，可如果我有修正液的話，我肯定會把“法官”二字塗掉。在法院時，我不介意別人叫我“法官”。但是在其他地方，我還是更願意用自己的本名“斯科特·桑普森”。

雖然這個派對叫“小型派對”，沒想到受邀前來的人居然這麽少，這也就意味著每位參加者的花費都很多。一張入場券說不定有一千塊吧？或者五千？我並不關心具體價格是多少。還是他的政策顧問時，我就從來不蹚競選資金這攤渾水。

當我走進這個鄉間俱樂部的宴會廳時，我看到布雷克議員正在跟兩個有望出錢的贊助人熱切地聊著天兒。布雷克的胸膛很寬闊，身高剛過六英尺。他的頭發雖然已經都變成了灰色，但依然濃密而卷曲，如年輕時一樣。他的頭顱很大，身材非常健壯，容貌氣度均與眾不同，在電視畫面上顯得尤為英氣勃發。

布雷克是個活力充沛的人，也正是這一點支撐著他在政界走到了今天。他出身於一個勞動階級家庭，父親是紐波特紐斯造船廠的工人，母親是普通的家庭婦女。他憑借自己的努力上完了大學，同時結交了一些有錢的朋友。他以三寸不爛之舌說服這些朋友出錢投資，成立了一個房地產開發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由於軍費開支增加，漢普頓錨地變得繁榮起來，布雷克也借機賺了一筆錢。然後，在美蘇冷戰結束之前，他就賣掉了公司，不久後美國的房地產界就迎來了泡沫破裂的慘淡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