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在上午剩下的時間裏，我一直盯著辦公室墻上的鐘表，看著時針拖拖拉拉地走向11。

我一直把手機擺在面前的桌子上，生怕錯過綁匪給我的指示。我盤算著，他們應該會讓我釋放斯卡夫朗，也就是說，我只能對他做出“已服刑期[1]”的判決。可是，候審期間，他只被收押了兩個月零三天，要是按照正常的量刑準則，至少要判他十五年才行。毫無疑問，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法官可以降低最低量刑準則。但這種情況非常少見：被告人必須是非暴力初犯，既不能使用槍支，也不能跟犯罪組織有較大的牽連。

但是，放在斯卡夫朗身上，一條都不符合。

不過，我還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做出判決，畢竟“小愷撒”也是有王權的。只是，假如我做出了不符合量刑準則的判決，聯邦檢察署就會繼續提出上訴，而位於裏士滿的第四巡回上訴法院就會推翻我的判決，重新批準斯卡夫朗的逮捕令。但到了那個時候，我估計他已經遠走高飛了，策劃這起綁架案的人肯定會把他秘密地藏起來。

這樣做當然完全違背了我對法官一職的全部信念和看法。不過，假如這樣能救我的孩子，我會毫不猶豫地照做不誤，連眼睛都不眨一下。

到了10 :55，還是沒有發來任何指示。我該出庭了。我把手機放進口袋裏，然後穿上法官袍，走進法官辦公室裏的專用洗手間，迅速地照了照鏡子。每次出庭之前，我都會這麽做。

正在這時——確切地說，是當我盯著鏡子裏自己的眼袋時——我感到大腿上傳來的振動。

我馬上掏出手機，發現收到了一條短信，發信號碼是900，我從來沒見過這個號碼。肯定是綁匪發來的。我一邊急促地喘息著，一邊點開了短信。

我來來回回地讀了三遍，確保自己沒有看錯：

讓斯卡夫朗爛在監獄裏。給他判兩個無期徒刑。讓他分開服刑[2]，不要合並服刑[3]。

這是什麽情況？不是把斯卡夫朗放出來，而是讓他在監獄裏待到死？這麽做，誰能從中獲利？

顯然，不管是誰，這個人肯定是恨斯卡夫朗恨到骨子裏了。我正猜測著種種可能性時，又一條短信發來了：

為表示你收到了短信並決定服從指示，請在出庭前把頭發往另一個方向梳。

我突然覺得如墮冰窟、渾身發涼。這條看似荒誕的命令暗示著：他們在監視我，而且負責監視我的人離我很近，近到可以察覺我的頭發是不是往反方向梳。

接著，第三條短信來了：

帶上手機，隨時查收最新指示。

我等了一下，好像沒有新的短信了。於是我回復了一條：我一定會照做的。但為什麽？為什麽是兩個無期徒刑？幾秒鐘後，我的手機又振動了。結果卻是通信公司提示我，我發送短信的號碼是座機號，如有需要，可花費三十九美分[4]將短信內容轉化成語音信息發送。

我把手機放回了口袋。現在已經沒時間去思考這一連串意外的指示了。我手下的法院職員都在等我出庭，更不用說法庭裏還有前來旁聽的人。而且，我還得把頭發往反方向梳。自記事以來，我就一直把頭發向左分。他們知道這一點？他們是不是想用這個辦法來讓我感到不安？假如這就是他們想達到的目的，那麽他們成功了。

我用水弄濕頭發，向右使勁兒梳了好幾十下。

然後，我看向鏡子。

這是我，但又不是我。我看上去就像自己的分身。

“天哪！”我自言自語地嘆息道。

我搖了搖濕漉漉的腦袋，離開洗手間，大步朝內庭接待區走去。職員們正在那兒等我。

“都準備好了嗎？”我故作鎮定地說。

“珍·安已經打過電話了。”瓊·史密斯肯定道。

珍·安·斯坦福是代理文員，她以前曾贏得過選美大賽的冠軍。有時候，她的表現會讓人覺得，開庭就是她日程表上的一次選美表演，而她的工作就是確保一切準備就緒，然後便打電話通知我們，演出可以開始了。

傑裏米·弗裏蘭上上下下地打量著我。我們在一起工作已經很久了，他顯然察覺到我的外表有些異常，雖然他一時還說不上來究竟問題出在何處。

“法官閣下，您還好嗎？”他問。

“我很好。”我堅稱道。

最後，他的目光落在了我的頭上：“您的……”

他還沒說出“頭發”這個詞，就趕緊打住了。他知道，身為一個專職文員，他不該對法官的發型指手畫腳。

“我很好。”我又說了一遍，這一遍語氣更加堅定了。

“真的嗎？其實我們可以……”

“開始吧。”我說。

法院的警務人員護送我沿著過道走向法庭。他為我打開門，我手下的一名法庭職員高聲喊出那句歷史悠久的開場白：“全體起立！肅靜——肅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