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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內庭在沃爾特·E. 霍夫曼法院大樓[1]四層的西側翼，內部有一套相連的辦公室，我手下的法院職員都在此工作。每到將要宣布判決的上午，這裏的氣氛總是與平常不同。所有工作人員都比平常安靜，表情也更加肅穆。假如你曾到過聯邦監獄，就能明白大家為何這樣了。聯邦監獄是非常可怕的地方，那裏的運作方式讓囚徒的人性都逐漸泯滅了。再瞧瞧我們的入獄率，幾乎比其他國家要高出七倍，甚至比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蘇聯都高。一個社會居然需要把這麽多人關起來，難免令人感到不安。

這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絕不是我喜歡的那部分。我的職員都明白這一點，所以總是在這樣的上午給我留一些個人空間。因此，當我走進小廚房，給自己倒了點兒咖啡時，我不無驚訝地聽到傑裏米·弗裏蘭的聲音從他的辦公室裏傳來。

“法官閣下，您現在有空嗎？”

傑裏米快四十歲了，是一個非常英俊的男人。他有一雙清澈的藍眼睛，沙褐色的頭發梳理得整整齊齊。他一直堅持鍛煉，每周的跑步量至少有二十英裏[2]，身材保持得很好。來上班時，他總是穿著剪裁合身的西裝，並完美地搭配著各色領帶。他的性格較為柔弱，而且至今未婚，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是個同性戀，不過我們從來沒談過這個話題。促使弗吉尼亞州對同性戀婚姻解禁的波斯蒂克訴訟案[3]，就是在我們法院下達的判決。我對傑裏米表示過，我覺得該案法官所下的判決是非常公正有力的，而且對於美國的公民權利而言，這是一次姍姍來遲的勝利。作為回應，他只是冷靜地分析了一下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4]。

傑裏米的正式頭銜是“法院專職文員”，但是千萬別被“文員”一稱蒙蔽了。他是一名律師，憑借豐富的經驗多次將我從尷尬棘手的困境中解救出來。在聯邦法庭上，有許多規程都是不成文的，而是在數十年的具體操作慣例中演變出來的。我剛離開參議院前來就職時，已經把這些規程慣例都忘得差不多了。而傑裏米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多虧了他，我才能顯得胸有成竹。

此前，傑裏米一直在一位第四巡回上訴法院的法官手下任職。那位法官退休了之後，傑裏米同意接受挑戰，從上訴法院調任地方法院，手把手地幫助我這個初出茅廬的新法官。他給我收集所需的材料和數據，管理年輕的法院職員，提前起草常規性的判決，並且在復雜的案件上充當智囊團。我總是跟傑裏米說，他是弗吉尼亞州東部地區有史以來最棒的專職文員，此話絕非虛言。

我來到他的辦公室門口。他的辦公室就跟他本人的外表一樣整潔。他養了一些植物，像對待寵物一樣地愛護它們，而他對待自己真正的寵物就像對待孩子一樣。他的寵物是兩條魚，名叫瑟古德和馬歇爾，名字取自他最喜歡的最高法院大法官[5]。

“抱歉，打擾了，”他說，“我只是想告訴您，今天早上有一個《紐約時報》的記者打來電話。我跟他說了，我們無可奉告，但他還是希望跟您通話，並且保證絕不錄音。我回答他不行，但我覺得您至少應該知道有這麽回事。”

先是《華爾街日報》，接著又是《紐約時報》。這個斯卡夫朗竟然如此神通廣大？

“好，”我說，“謝謝你。”

“此外，我還接到了一通電話，對方是一個名叫史蒂夫·波利蒂的記者，自稱為一個叫‘理性投機’的網站寫報道。那是一個發布投資信息的博客，由這個叫波利蒂的家夥自己運營。博客的名字不叫‘理性投資’，而叫‘理性投機’……我登錄那個博客看了一下，內容嘛……依我判斷，全是些傳聞和影射，就像一份給金融投資者看的八卦雜志一樣。他聲稱這個博客每月有超過兩百萬的獨立訪問量[6]。”

他為什麽也關心斯卡夫朗案？

“好吧。我們當然還是無可奉告。”我說。

“當然。”

有好一會兒工夫，我都伸長脖子盯著傑裏米桌子上的監控畫面顯示器看。我們的法院大樓早在大蕭條[7]時期就建起來了，雖然外表看上去頗為老舊，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大樓裏處處都隱藏著監控攝像頭。法官內庭外的走廊上，有兩三個角落是裝了攝像頭的。這麽做主要是為了當有人進來時，我們能先從監控畫面上看到來者何人。負責給我擔任法官助理的瓊·史密斯不喜歡在桌子上放個監控畫面顯示器，於是這玩意兒便被擺到傑裏米的辦公室了。

此刻，跟大多數時候一樣，走廊裏空空如也。但我仍然盯著顯示器屏幕看，只覺得自己腦中也一片空白。

我喃喃地對傑裏米道了謝，然後端著咖啡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試圖像以前一樣正常工作：再看一遍將要開庭的案子，並且反復思考該如何給出公正的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