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一

我自幼喜好文學。上小學時就曾經寫過詩歌，發表在學校的黑板報上。小學畢業那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在懵懂中度過了充滿標語口號的初中三年。1969年，我帶著燃燒的革命激情離開了生活16年的北京，來到黑龍江省的“北大荒”，開始了艱苦的農場生活。1971年元旦，《黑河日報》發表了我的一首詩歌。那是我的“處女作”，但我已記不清其內容了。

對於民族來說，那是個懷夢的時代。對於個人來說，那也是個懷夢的年齡。青春期的躁動情愫附著上“革命造反精神”，使我產生了一些頗有政治色彩的夢想，但很快就相繼破滅了，因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曾是國民黨的軍官）。後來，當入黨提幹和上大學的夢想相繼破滅之後，一個原本朦朧的夢想卻逐漸明晰起來——那就是我的“文學夢”。

1975年的秋天，我在一段痛苦的關於人生命運的思考之後，決定用撰寫長篇小說的方式來實現我的人生目標。經過幾個月的故事構思和素材整理之後，我開始利用幾乎全部業余時間趴在土炕上或坐在炕沿邊寫作。到1977年秋天，一部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當紅霞灑滿天空的時候》的書稿終於完成了。在那過程中，支撐我的力量就是一個夢想——我拿著一本出版的小說，封面上印著我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我也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回到了北京，進了一家建築公司做水暖工。水暖工只是謀生，文學創作才是我的追求。我拿著厚厚的全部手寫的書稿去請一位老師指教，而得到的答復只是“精神可嘉”。其實，我也知道自己那部小說達不到發表的水平，因為我只有小學六年級的語文功底，只看過屈指可數的文學書籍。後來，我參加了一個業余寫作培訓班，按照老師的指導創作了一些短篇小說，投寄給當時為數不多的文學期刊，但收獲的都是統一打印的退稿信。其間，我也想到過放棄，但是挫折與失敗反而增強了夢想的誘惑。

就在這時，我的人生軌跡發生了變化。我在建築公司遇到了一個美麗的姑娘，我們攜手墜入愛河。但是她的家人和朋友都堅決反對她與我交往，理由是我配不上她——她是個受人尊重的醫生，而我是個讓人小覷的水暖工。於是，愛情的力量把我送進大學的考場。這一次，命運眷顧了我，不僅讓我獲得她家的“簽證”，而且把我帶進法學的殿堂。上大學後，我把文學夢擱置一旁，專心研習法律。大概由於我的體內有著得隴望蜀的習性，所以拿到學士還想碩士，拿到碩士還想博士，直到在美國西北大學戴上了法學博士帽。留學回國後，因為深知自己在官場上是個弱智，在商場上是個低能，所以就死心塌地在大學教書，只說圖個清靜和自由。沒想到，這卻喚醒了蟄伏心底的文學夢。1994年底，我利用業余時間又開始文學創作。由於我的法學專業是刑事證據和犯罪偵查，所以我的小說也是與犯罪和偵查有關的，而且我的一些創作靈感就直接來源於真實的案件。

二

1989年4月5日深夜，黑龍江省伊春市友誼林場發生了一起兇殺案。護林防火員關某某在林場辦公室北面通向住宅區的土路邊上被人連刺多刀後死亡。現場勘查發現，被害人大衣後面正中有刀口一處，屍體相應部位的創口有棱角，偵查人員推測是軍用刺刀所致。屍體其他部位的傷口可能為單刃刀具所致。死亡時間為晚上十二點左右。

經過調查，偵查人員得知被害人是在晚上十一點左右離開林場辦公室回家的，當時林場剛停電。偵查人員還發現家住死者隔壁的石家大兒子石東玉剛從部隊轉業回家九天，而且案發當晚去向不明，便將其列為嫌疑人。

4月6日下午，偵查人員得知石東玉回到家中，遂把他帶走進行查問。石東玉說，5日下午，山裏的一個朋友打到一只麅子，請他去喝酒。晚上八點多鐘回來後先到未婚妻家談論結婚事宜，然後回家拿了些錢，十點多鐘到鍋爐房喝水、抽煙、聊天；十一點多鐘去林區小火車站，坐淩晨兩點的火車下山；6日上午在鎮政府辦理各種轉業手續，下午回到林場。

偵查人員立即對石東玉的陳述進行調查核實，確認上述喝酒、談話、喝水等活動都有人能夠證明。根據承包鍋爐房的人證明，石東玉離開鍋爐房的時間在停電之後。偵查人員通過實地察看，得知鍋爐房位於辦公室與住宅區之間的路邊，距離案發現場也不遠。因此，偵查人員認為石東玉應該與被害人在同一個時間段走過同一條道路。另外，偵查人員經過實驗證明從林場步行到該火車站一般只需要二十分鐘的時間。綜上，偵查人員認為石東玉有作案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