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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過那條曲線形的車道，兩排高高的、修建得整整齊齊的樹籬投下一段陰影，讓我藏匿其間，直到我走到大門前。這時把守堡壘的是另一個人了——一個穿著便裝的壯漢，明顯是個保鏢。他點了下頭就放我出去了。

車喇叭嘟嘟地響了。賴爾登小姐的雙座小轎車就停在我的車後面。我走上前，朝車裏面看了她一眼。她看上去冷冰冰的，一臉譏諷。

她坐在那裏，放在方向盤上的一雙纖手戴著手套。她對我微笑。

“我等了一會兒。我想這不幹我的事。你覺得她怎麽樣？”

“我敢打賭，她脫起吊襪帶來肯定是一把好手。”

“你非得總是說這種話不可嗎？”她的臉燒得通紅。“有時候我真恨男人。老男人，小男人，足球運動員，男高音，時髦的百萬富翁，做小白臉的漂亮男人，還有那些比惡棍好不了多少的家夥，他們的名字叫——私家偵探。”

我哀傷地朝她咧嘴一笑。“我知道我說起話來太俏皮了。如今時興這樣。誰跟你說他是個小白臉的？”

“誰是小白臉？”

“別那麽遲鈍。馬裏奧特。”

“哦，這不是明擺著的嘛。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對你擺臉色。我猜只要你想，你隨時都可以解開她的吊襪帶，不費吹灰之力。但有一件事你可以百分百確定——在這場演出中，你是個遲到的觀眾。”

寬闊彎曲的街道在陽光下寧靜地打著盹兒。一輛車身刷得漂漂亮亮的送貨車穩穩當當地開到街對面一棟房子前，悄無聲息地停下車，然後又向後倒了一小段距離，再沿著私家車道來到邊門前。送貨車的另一側車身上刷著一行字：“貝城嬰兒服務。”

安·賴爾登朝我探過身來，一雙灰藍的眼睛裏滿是傷心與憂郁。她稍顯過長的上唇噘著，然後向後收起，貼著牙齒。她吐了一口氣，輕輕地發出一聲尖尖的聲響。

“你大概是想讓我別管閑事，對不對？而且我還不能想到什麽你沒先想到的主意。我還以為我多少是在幫你的忙呢。”

“我不需要人幫忙。警察也不需要我幫忙。對於格雷爾太太，我愛莫能助。她扯了一個故事，說一輛車從一家啤酒吧門前發動起來，跟著他們，可那又怎樣？那地方是聖莫妮卡路上的一家臟兮兮的下三濫酒館，而這幫人是有档次的黑幫。他們當中甚至有一個人能一眼認出翡翠玉。”

“如果不是因為有人給他通風報信的話。”

“那也是一種可能，”我邊說邊從一包煙裏笨手笨腳地摸出一支來，“不論是哪種情況，這裏頭都沒我的事兒了。”

“連精神師那裏也沒線索嗎？”

我一臉茫然地瞪著她。“精神師？”

“天啊，”她輕聲說，“我原以為你真是偵探呢。”

“這件事情有人想捂著，”我說，“我最好當心點兒。這個格雷爾的褲兜裏可是塞了不少綠票子的。在這個鎮子裏，法律就是任你花錢買的。瞧瞧那些警察的做法有多古怪。沒有報道，沒有媒體喂料，因此也就沒有可能走出一個無辜的陌生人，帶來那條看似細微，事實上卻至關重要的線索。除了沉默和讓我罷手的警告外，什麽都沒有。我一點兒也不喜歡這樣。”

“你臉上的大部分口紅都擦掉了，”安·賴爾登說，“我剛才提到了精神師。行了，再見吧。認識你我很高興——有限度的高興。”

她按下啟動開關，給車子掛上擋，然後消失在了在一團塵土的漩渦中。

我目送著她離去。等到她終於不見了，我扭頭朝街對面望去。從“貝城嬰兒服務”家的送貨車上下來的那個人從那棟房子的邊門裏出來了，他身上的那套制服又白又挺，閃著光澤，光看一眼就讓我覺得自己也幹凈起來了。他手裏拿著一個像是紙箱的東西。他鉆進貨車，駕車離去了。

我猜他剛剛給孩子換了塊尿布吧。

我鉆進自己的車，發動前先看了下表。快五點了。

剛才的那幾杯蘇格蘭威士忌——就像夠档次的蘇格蘭威士忌應該做的那樣——在返回好萊塢的路上一直陪伴著我。我一路碰著紅燈就闖。

“那是個好姑娘，”我坐在車裏，自言自語道，“該配一個喜歡好姑娘的小夥子。”沒人搭理我。“可我不喜歡好姑娘。”我說。這句話同樣沒人搭理。“十點鐘，貝爾維迪爾俱樂部。”我說。這時有人說了句：“呸。”

那聽上去像是我的聲音。

我回到辦公室的時候，已經是五點四十五了。大樓裏靜悄悄的。界墻那頭的打字員沒聲兒了。我點了一根煙鬥，坐下來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