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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坡上到半道的時候，我朝右看去，看見了他的一只腳。她把光束打了過來。於是我看到了他的全身。我下坡的時候本該看到他的，但我那時正弓著腰，打著鋼筆手電筒，盯著地面，努力憑借一塊25美分硬幣大小的光斑辨識胎痕。

“把手電筒給我。”我說完便把手伸向身後。

她把電筒放進我手裏，一言不發。我單膝跪地。地面又冷又濕，寒氣滲透了布料。

他癱倒在地，仰面朝天，靠在一叢灌木的腳下，那種好似一包衣服扔在地上的姿勢永遠意味著同樣一件事情。他的臉此刻是一張我這輩子從未見過的臉孔。他的頭發被血染成了深色，那三級漂亮的金色台階纏成了亂糟糟的一團，上面沾著血水，還有黏糊糊的灰色黏液，像是遠古的淤泥。

那姑娘在我身後發出沉重的呼吸聲，但她沒有說話。我用電筒照著他的臉。他已經被人打成了爛泥。他的一只手以一種僵直的姿態伸在外面，五指蜷曲。他的外套半邊被他卷在身下，就好像他倒下的時候就地打了個滾。他的兩腿交叉。他的嘴角有一道黑如汙油的血跡。

“拿好電筒照著他，”我邊說便把電筒遞還給她，“如果這不會讓你感到惡心的話。”

她拿了電筒，一言不發地舉著，手穩得像一個兇殺重案組的老手。我重新掏出鋼筆手電筒，開始翻他的口袋，同時盡量不去挪動他。

“你不該這麽幹的，”她緊張地說，“在警察趕到前，你不該碰他。”

“沒錯，”我說。“然後，開巡邏車的小子們不能碰他，直到兇殺組的人趕到；而他們也不能碰他，直到驗屍官看過他，攝影師拍過他，指紋師取過他的指紋以後。你知道這些可能要花多久嗎？幾個小時。”

“好吧，”她說，“我想你大概是永遠正確的。我猜你一定是那種人。有人一定非常恨他，才會像這樣砸爛他的腦袋。”

“我覺得這不是私人恩怨，”我悻悻地咕噥道，“有人就是喜歡砸爛腦袋。”

“我不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什麽，所以我無從猜測，”她尖刻地說。

我翻遍了他的衣服。他一只褲兜裏有些硬幣和紙鈔，另一只褲兜裏有一只手工壓花的皮鑰匙包，還有一把小刀。我還從他的左後褲兜裏摸出一只皮夾子，裏面有更多的鈔票、保險卡、駕照，還有幾張收據。他的外套裏有散火柴夾，別在一只口袋裏的一支金筆，兩條薄薄的細紡手帕，又細又白，如同粉末狀的幹雪。再有就是那只琺瑯煙盒，我之前見到他從裏面掏出那些金頭褐身的香煙來。這些是南美煙，蒙得維的亞產的。他的另一只貼身口袋裏還有一只煙盒，我之前沒有見過。這只是用刺繡的絲綢做的，兩面上各繡著一條龍，還鑲著一個輕薄得若隱若現的仿玳瑁邊框。我把搭扣撥開，看見裏面有三支特大尺寸的俄國香煙，用一根橡皮筋箍著。它們摸上去年代久遠、幹燥松軟，上面都有中空的煙嘴。

“他抽的是另外那盒煙，”我回過頭說道，“這些一定是給一位女性朋友的。這小子一定有許多女性朋友。”

姑娘彎下腰，她的氣息此刻正拂著我的脖子。“你不認識他嗎？”

“我今晚才見到他的。他雇了我做保鏢。”

“好一個保鏢。”

對此我一言不發。

“對不起，”她幾乎是在耳語，“當然，我並不了解情況。你覺得這些會是大麻卷煙嗎？我能看看不？”

我把那只刺繡煙盒遞給她。

“我曾經認識一個抽大麻卷煙的家夥，”她說，“三杯高杯酒外加三支大麻卷煙，你就得掏出扳手才能把他從天花板吊燈上砸下來。”

“手電筒拿穩了。”

一陣窸窣聲中，她沉默了片刻。然後她又開口了。

“對不起。”她遞還了煙盒，我把它塞回他的口袋裏。這些就是全部的物品了。它們只證明了一點：他沒有被扒光財物。

我站起身來，掏出自己的錢夾。那五張二十美元還在裏面。

“這些上流社會的小子們，”我開口道，“他們只拿大鈔。”

手電筒的光垂到了地上。我收好錢夾，把我自己的小手電別回口袋，然後猛地伸手去奪她手裏的那把小槍——她拿槍的手裏同時也握著手電筒。她的電筒掉了，但我拿到了槍。她猛地後退了一步，我伸手抓起電筒。我拿光束在她臉上照了片刻，然後啪的關上了電筒。

“你沒必要這麽粗魯，”她一邊說，一邊把兩只手插進外衣口袋——那是一件毛糙的長外套，肩膀部位做成喇叭形樣式，“我認為你沒有殺他。”

我喜歡她聲音當中的那份冷靜和沉著。我喜歡她的膽量。我們就這樣站在黑暗中，面對面，一言不發地過了半晌。我能看到灌木叢和天空中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