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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根本沒有人跳舞，那支人人系著黃腰帶的小型墨西哥管弦樂隊卻一遍又一遍地彈奏著一曲低沉、做作的倫巴，直到十點鐘光景，才終於歇手。領頭的樂手搓著指尖，像是在緩解疼痛，隨後差不多是相同的動作，往嘴裏塞進一根煙。另外四個人同時同步俯身從各自的椅子下面拿起杯子，一邊抿著杯中物，一邊咂嘴瞟眼睛。看他們的樣子，喝的是龍舌蘭。也可能是礦泉水。他們的裝腔作勢純是白費功夫，就跟之前的音樂一樣。根本沒人在看他們。

這房間從前是舞廳，艾迪·馬爾斯對它的改造止於一家賭場的必要設施。沒有明亮的鉻燈，沒有從角頂檐板裏透出的閃光，沒有石英玻璃彩畫，也沒有風格狂野的皮椅或者鋥亮的金屬管道，看不到任何好萊塢夜生活場所的那種偽現代主義的滑稽場景。光來自笨重的水晶枝形吊燈，玫瑰紅的墻板依然不改其玫瑰紅，不過有點年久褪色、蒙塵變黑罷了，而多年前同這顏色搭配的鑲木細工地板，也只有那支管弦樂隊前方的一小塊地方露了出來，被磨得如玻璃般光滑。其余部分都鋪著厚實的老玫紅色地毯，當初肯定所費不貲。地板用了好幾種硬木材，從緬甸柚木到深淺不一的橡木和看著頗像紅木的料子，隨後顏色漸漸變淡，用了加州山區產的質地堅硬的淺色野丁香樹，每一塊都擺放得很巧妙，精確得像是用經緯儀測的。

這仍舊是一間漂亮的房間，如今，輪盤賭代替了昔日從容、老派的舞步。靠近另一頭的墻的地方，擺著三張賭桌。一條低矮的銅欄杆把桌子連在一起，正好也成了賬台管理員身前的護欄。三張賭桌都開著，但人們都圍著中間那張。能看到維維安·裏根黑魆魆的腦袋湊得很近——我正靠在房間另一邊的吧台上，把一小杯巴卡第[1]在紅木台面上轉來轉去。

酒保靠到我旁邊，看著那群衣冠楚楚的人擁在中間那張桌子前。“今晚她手氣真好，贏錢十拿九穩，”他說，“那個黑頭發的高女人。”

“她是誰？”

“我不知道她叫什麽。不過她來得挺勤快。”

“你不知道她叫什麽才怪呢。”

“我只是在這兒打工，先生，”他不帶一絲恨意地說，“她也是一個人。跟她一起來的男人醉倒了。他們把他帶去了外面的車裏。”

“我要帶她回家。”我說。

“肯定要帶啊。得，總之祝你好運吧。要不要我加點水，緩和一下巴卡第的勁道？還是保持原樣就好？”

“保持原樣，要的就是這力道。”我說。

“喲呵，要是我的話，索性喝咳嗽藥水算了。”

這時人群分開了，兩個身穿夜禮服的男子推開一條路走了出來，我在缺口裏看到了她的脖子和裸露的肩膀。她穿了一件領口開得很低的暗綠色天鵝絨套裙。在這樣的場合裏顯得過於講究了。人群又閉合了，遮住了她，看得見的只剩下那顆黑色腦袋。那兩個男的穿過房間，往吧台上一靠，點了蘇格蘭威士忌加蘇打水。其中一人臉色泛紅，很激動。他正用一塊黑色鑲邊的手帕擦臉。他褲腿兩側的雙排緞子貼邊寬得都能在上面開車了。

“好家夥，從沒見過接二連三這樣的，”他的聲音有些顫抖，“全部押紅色，八勝兩平。這就是輪盤賭，好家夥啊，這就是輪盤賭。”

“我看得心癢癢，”另一個說，“她押一把就是一千塊。她輸不了。”他倆把嘴巴伸進杯子裏，飛快喝完，回去了。

“那倆小矮個說得有道理啊，”酒保慢吞吞說道，“一千塊一把，嘿。我有次在哈瓦那看到一個長著馬臉的老頭——”

中間那張桌子突然沸反盈天，一個帶著外國口音的清晰聲音壓過了喧鬧：“請你耐心等一會兒，夫人。這桌子沒法讓你下注了。馬爾斯先生馬上就來。”

我放下酒，踩著地毯走過去。那支小型管弦樂隊演奏起探戈來，聲音很大。沒人跳舞，也沒人打算跳。我從零星幾個人身邊經過，他們穿著餐服、整套的夜禮服、運動衣和商務裝，走到左邊那張賭桌跟前。那桌子已經停了。賭桌背後站著兩個管理員，正腦袋湊在一起，眼睛看向一邊。其中一個把手裏的耙子在空蕩蕩的下注格上漫無目的地前後挪著。他倆都盯著維維安·裏根。

她的睫毛微抖了一下，她的臉白得反常。她站在中間那張桌子前，不偏不倚對著賭盤。她的面前有淩亂的一堆鈔票和籌碼。看起來是一大筆錢。她慢條斯理地回著管理員的話，冷酷、傲慢，帶著怒氣。

“我倒想知道，這玩意兒是哪門子的便宜貨。別傻站著，把輪盤轉起來，瘦高個兒。我還想來一局，桌上的錢全押上。拿別人錢的時候我看你手腳挺利索啊，怎麽等到要讓我贏錢了就開始哼哼唧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