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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了十天。梅爾的父母是木訥、和藹和隱忍的人，住在一條僻靜街道的一幢舊木屋裏。當我把我覺得他們應該知道的事情大致講了講，他們哭了起來。他們說他們很高興她能回家，他們會好好照顧她，他們說了很多責怪自己的話，我沒有去打斷他們。

當我離開時，梅爾系了一條普通的圍裙在趕餡餅皮。她在圍裙上擦擦手來到門口，親了親我便哭起來，跑回屋裏，門口沒有別人，直到她母親走來，滿臉親切的笑容，看著我開車離去。

待我看著那房子從視野中消失，我有了一種奇妙的感覺，仿佛我寫了一首詩，是首好詩，但我忘了，再也想不起來。

我回來後去找了布雷茲探長，問他菲利普斯一案有何進展。他們花了一番心思，再加上必不可少的運氣，成功地破了案。莫爾尼夫婦根本沒去報案，但有人打電話說瓦尼爾的房子裏傳出槍聲，隨即掛了電話。查驗指紋的人對那把槍上的指紋摸不著頭腦，所以他們檢查了瓦尼爾的手，看有無火藥痕跡。當他們在他手上發現了硝酸鹽後，他們最終認定這是一起自殺。之後，一個在自殺調查中心工作，叫拉基的偵探想到再查一下那把槍，他發現曾有過這把槍的通報，這樣的一把槍和菲利普斯被殺有關。亨奇認出了這把槍，但更有甚者，他們發現在扳機的一側有他的半個大拇指印——一般情況下扳機是不往後扳的，這個指紋也就沒有完全擦掉。

有了手上的證據和瓦尼爾的一組清晰指紋——比我按上去的那組清晰多了——他們又去了菲利普斯的公寓以及亨奇的房間。他們發現瓦尼爾的左手在亨奇的床上留下了印跡，菲利普斯衛生間的馬桶沖水拉杆的下端也有他的指紋。隨後他們拿著瓦尼爾的相片向附近住戶打聽，了解到他曾在那條小巷裏出現過兩次，在另一條小巷裏至少出現過三次。奇怪的是，公寓樓裏的人都說沒見過或者不承認見過他。

他們現在缺乏的只是動機了。蒂格爾在鹽湖城的被捕恰好提供了對動機的說明：他試圖向一個錢幣商人出售一塊布拉什金幣，錢幣商人覺得這是枚真幣，但懷疑是偷來的。這樣的金幣在他住的旅館裏有十幾枚，其中有枚還就是真幣。他把事情全告訴了他們，給他們看他用以辨認那枚真幣的一個細小的記號。他不知道瓦尼爾從哪兒得到這枚金幣，他們也從來沒有查出來，因為報紙上有許多報道，要是這枚金幣是偷來的，那金幣的主人就會找上門來。而金幣的主人從未現身。警察一旦確認瓦尼爾是兇手，也就不再關注他了。雖然尚有疑問，但他們還是以自殺結了案。

過了一些日子，他們也把蒂格爾放了，因為他們不認為他與謀殺有關，他們追究他的只是試圖欺詐。他合法地買進金子，偽造不再流通的紐約州錢幣，並不觸犯聯邦有關偽造的法律。猶他州拒絕對他進行起訴。

他們從不相信亨奇的招認。布雷茲說他只是利用此事對我施壓，以防我隱瞞真相。他知道我不會保持沉默，要是我有了亨奇是無辜的證據。這對亨奇也沒有什麽好處。他們查到他和一個叫加埃塔諾·普裏斯科的意大利人合夥搶劫了五家酒類專賣店，其中一次，有人被開槍打死。我從未聽說普裏斯科是不是巴勒莫的一個親戚，但他們也從未抓到過他。

“怎麽樣？”布雷茲告訴了我這一切，或者是說這一切發生之後問我。

“有兩點還不清楚。”我說，“為什麽蒂格爾逃跑，為什麽菲利普斯要化名住在法院街？”

“蒂格爾逃跑是因為開電梯的人告訴他，莫寧斯塔老頭被殺，他感覺情況不妙。菲利普斯用安森的假名是因為信貸公司在追討他的汽車，他實際上已經破產，走投無路。這就解釋了為什麽像他這樣一個不錯的年輕人會卷入這件一上來就覺得不正當的事情之中。”

我點點頭，覺得事情可能就是如此。

布雷茲和我一起走到門口。他用手搭在我肩上並捏了一下。

“還記得那天晚上在你的公寓，你對斯潘格勒和我嚷嚷的那個卡西迪案子嗎？”

“記得。”

“你告訴斯潘格勒沒有什麽卡西迪案子。有的——只是名字不同。我偵辦這個案子。”

他的手從我肩上放下，為我打開門，微笑著看看我。

“就因為卡西迪案子，”他說，“也因為那個案子給我的感受，我有時會放過某個人，而其實他也許是不配有這個機會的。對一個像我——或像你——這樣的勞工來說，不過是從那些手腳不幹凈的百萬富翁那裏拿到一點報酬而已。”

夜深了。我回到家裏，換上已舊了的便服，擺好棋子，調了一杯酒，下起卡帕布蘭卡棋來。這局下了五十九步。下得幹脆利落，無聲無息但近於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