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推理文庫之保羅·霍爾特系列 導讀（第3/4頁）

《荷魯斯之巢》（La Chambre d’Horus，2007）：19世紀初，一名考古學家在埃及發現了某座塵封已久的法老王陵墓。奇怪的是，雖然陵墓入口完好無損，可是裏面的石棺蓋板卻沒有蓋好，靈柩內空空如也。大理石祭壇上放置著荷魯斯（古代埃及的太陽神）的一個眼球和一份寫著可怕預言的手稿。

一個世紀之後，有一隊新的考察隊來到此地，結果隊員們仿佛都集體中了詛咒，紛紛死於各種不可思議的手法。遠在倫敦的歐文·伯恩斯臨危受命……

創作

霍爾特的作品常常交織著溫柔的浪漫與刺骨的悚然，這自然是年輕時代的閱讀經歷在創作中的投影。

每當被問及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作家時，除了卡爾，霍爾特總不忘表達對克裏斯蒂的敬愛。霍爾特深受這位推理小說女王的影響，不僅體現在編織情節方面，還有其中典型的英國氣息。霍爾特曾說：“她（指阿加莎·克裏斯蒂）對我的影響太深刻了，以至於我的寫作風格很難越出這個框架。”即使在一個陰森詭譎的故事之中，讀者也能夠見到鳥語花香的英式景致。通過構造強烈的場景反差，霍爾特筆下的危機感更加具有逼人的壓迫性。

話說回來，雖然普遍認為對霍爾特影響最大的作家非卡爾莫屬，但實際上卡爾更多地是在“不可能犯罪”的概念上主導了霍爾特，換句話說，因為有了卡爾的存在，霍爾特明確了創作的方向——我就是要寫那種發生在上鎖的房間裏的案子。至於氣氛渲染以及謎團設計，其實和另外兩位英國作家頗有淵源，那就是詹姆斯·哈德利·契斯（James Hadley Chase）以及G.K.切斯特頓（G.K. Chesterton）。

詹姆斯·哈德利·契斯，英國作家，讀完詹姆斯·凱因（James M. Cain）的《郵差總按兩次鈴》（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1934）後，決定自己嘗試創作推理小說。他的作品風格非常陰暗，但懸念感極為出色，其中的英雄經常處於受追捕的狀態。許多故事中，雖然“兇手是誰”從開篇就昭然若揭，但讀者仍充滿好奇，迫切地想要了解“接下來發生了什麽”。同時，契斯的故事總是使用第一人稱的方式敘述，霍爾特認為這有利於渲染焦慮的情緒，並在自己的某些作品中也采取了類似的方法，例如《血色迷霧》、《死亡書簡》（La Lettre qui tue，1992）、《石巨人》（Le Géant de Pierre，1998）等等。

而G.K.切斯特頓對於霍爾特的影響更為重要。毫無疑問，切斯特頓是最早開始設計“神奇犯罪”或者說“不可能犯罪”的作者，密室之王卡爾亦表示常受其啟發而獲得靈感。但與卡爾不同的是，切斯特頓擅寫短篇，且論情節之古怪、人物之詭異，比卡爾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一類作品中，收錄在《奇職怪業俱樂部》（The Club of Queer Trades，1905）中的《布朗上校的奇遇》（The Tremendous Adventures of Major Brown），被霍爾特譽為“一個難以逾越的傑作”。《死亡書簡》、《第七重解答》（La Septième hypothèse，1991）、《赴死的139級台階》（à 139 pas de la mort，1988）等作品比較明顯地體現了霍爾特駕馭復雜情節的功力，敏銳的讀者可以從中嗅到布朗神父短篇的味道。

在案件背景的設定上，霍爾特鐘愛英國倫敦，這一點他絕對贊成卡爾的說法：“對於推理作者來說，倫敦是最好不過的背景。”歇洛克·福爾摩斯的出現，使得倫敦更加當仁不讓地成為了諸多推理故事的舞台。可以用簡單的幾個詞來形容這個特殊的環境：迷霧，四輪馬車，路燈，昏暗而狹小的街道。當這些元素融進墨色的夜裏，靈魂深處仿佛能夠聽到惴惴不安的鳴叫。

因為對案件本身有諸多限定，不可能犯罪可算是一種“狹隘”的推理小說，故而堅守陣地的代價便是要花費更多的腦力，思考如何不斷地推陳出新。

每當想到了一個好主意，例如密室問題的詭計，霍爾特就仔細地寫在紙上，然後把這些紙放在一個綠色的鞋盒子裏。天長日久，就能夠積累很多點子。在開始編織故事情節的時候，喜歡歷史傳說的霍爾特通常都以一個著名典故為藍本：比如說開膛手傑克，魔術師胡迪尼的生平，大力神的傳說，神秘的亞特蘭蒂斯等等。他還盡量讓小說中的人物貼近所選中的故事背景，以便營造最佳的神秘氛圍，接下來再到綠盒子裏去尋找最合適的詭計，將詭計與傳說完美地糅合，輔以吸引人的情節，一部傑作便這樣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