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 記

一九六零年是義和團起義的六十周年，我以《義和團》即《神拳》為題，寫了一出四幕的話劇。

從很久以前，我就想寫一本敘述義和團的小說，並且不斷向老人們打聽當年的見聞，我簡略地記了下來。在變亂中，這些筆記可都丟失了。即使沒有丟失也不夠支持寫一本長篇小說的，因為東鱗西爪，既乏系統，又不無偏見。後來，目睹當時光景的老人越來越少了，我也就停止打聽。寫那本小說的願望遂未實現。

一九六零年，因為是義和團起義六十周年，我看到了一些有關的史料與傳說，和一些用新的眼光評論義和團起義的文章。這又鼓動了我，想寫點什麽。我就寫了這本話劇。

劇本好壞，我不敢說；我只想在這裏談談為什麽這樣關心義和團。

義和團起義的那一年，我還不滿兩歲，當然無從記得當時的風狂火烈，殺聲震天的聲勢與光景。可是，自從我開始記事，直到老母病逝，我聽過多少多少次她的關於八國聯軍罪行的含淚追述。對於集合到北京來的各路團民的形象，她述說的不多，因為她，正象當日的一般婦女那樣，是不敢輕易走出街門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記住當年洋兵的罪行——他們找上門來行兇打搶。母親的述說，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難以磨滅。在我的童年時期，我幾乎不需要聽什麽吞吃孩子的惡魔等等故事。母親口中的那些洋兵是比童話中巨口獠牙的惡魔更為兇暴的。況且，童話只是童話，母親講的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是直接與我們一家人有關的事實。

我不記得父親的音容，他是在那一年與聯軍巷戰時陣亡的。他是每月關三兩餉銀的護軍，任務是保衛皇城。聯軍攻入了地安門，父親死在北長街的一家糧店裏。

那時候，母親與姐姐既不敢出門，哥哥剛九歲，我又大部分時間睡在炕上，我們實在無從得到父親的消息——多少團民、士兵，與無辜的人民就那麽失了蹤！

多虧舅父家的二哥前來報信。二哥也是旗兵，在皇城內當差。敗下陣來，他路過那家糧店，進去找點水喝。那正是熱天。店中職工都早已逃走，只有我的父親躺在那裏，全身燒腫，已不能說話。他把一雙因腳腫而脫下來的布襪子交給了二哥，一語未發。父親到什麽時候才受盡苦痛而身亡，沒人曉得。

父親的武器是老式的擡槍，隨放隨裝火藥。幾杆擡槍列在一處，不少的火藥就撒落在地上。洋兵的子彈把火藥打燃，而父親身上又帶有火藥，於是……在那大混亂中，二哥自顧不暇，沒法兒把半死的姑父背負回來。找車沒車，找人沒人，連皇上和太後不是都跑了嗎？進了門，二哥放聲大哭，把那雙襪子交給了我的母親。許多年後，二哥每提起此事就難過，自譴。可是我們全家都沒有責難過他一句。我們恨八國聯軍！

母親當時的苦痛與困難，不難想象。城裏到處火光燭天，槍炮齊響，有錢的人紛紛逃難，窮苦的人民水斷糧絕。父親是一家之主。他活著，我們全家有點老米吃；他死去，我們須自謀生計。母親要強，沒有因為悲傷而聽天由命。她日夜操作，得些微薄的報酬，使兒女們免於死亡。在精神狀態上，我是個抑郁寡歡的孩子，因為我剛一懂得點事便知道了愁吃愁喝。這點痛苦並不是什麽突出的例子。那年月，有多少兒童被賣出去或因饑寒而夭折了啊！

是呀，現在每逢我路遇幼兒園的孩子們，一個拉著一個，說著笑著唱著，象清早睡醒的小鳥那麽活潑，我總要站住，細細地端詳他們，數一數他們梳著幾種小辮兒，穿著幾種花樣的鞋襪。我是那麽歡喜，總想把他們都領到我的家去，陪他們痛快地玩耍半天！是的，由孩子們健康的小蘋果臉上，我看到民族獨立自由的真憑實據！

聯軍攻入北京。他們究竟殺了多少人，劫走多少財寶，沒法統計。這是一筆永遠算不清的債！以言殺戮，確是雞犬不留。北京家家戶戶的雞都被洋兵捉走。敢出聲的狗，立被刺死——我家的大黃狗就死於刺刀之下。偷雞殺狗表現了占領者的勇敢與威風。以言劫奪，占領者的確“文明”。他們不象綠林好漢那麽粗野，劫獲財寶，呼嘯而去。不！他們都有高度的盜竊技巧。他們耐心地、細致地挨家挨戶去搜索，剔刮，象姑娘篦發那麽從容，細膩。

我們住的小胡同，連轎車也進不來，一向不見經傳。那裏的住戶都是赤貧的勞動人民，最貴重的東西不過是張大媽的結婚戒指（也許是白銅的），或李二嫂的一根銀頭簪。可是，洋兵以老鼠般的聰明找到這條小胡同，三五成群，一天不知來幾批。我們的門戶須終日敞開，婦女們把剪子蒙在懷裏，默默地坐在墻根，等待著文明強盜——劊子手兼明火、小偷。他們來到，先去搜雞，而後到屋中翻箱倒櫃，從容不迫地，無孔不入地把稍有價值的東西都拿走。第一批若有所遺漏，自有第二批、第三批前來加意精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