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創作怎樣面對新的世紀

新世紀的曙光正在逐漸顯露出來。在這新的世紀交替的歷史時刻裏，人們都在籌劃著用什麽姿態或者準備什麽禮物迎接新世紀的到來。

我們的這一套“黑馬長篇小說叢書”，也是一份獻給新世紀的禮物。因為它從現在起將陸續出版，一直持續到下一個世紀之初，可以說也是一項跨世紀的文學工程。

我並不奢望能從這套叢書中不經意間跑出幾匹黑馬來，在文壇上鬧個紅紅火火；我只希冀收入本叢書的作品將有一番新的藝術風采，並有比較穩定比較整齊的藝術質量。

本世紀九十年代在中國文壇上曾經有過那麽一陣子“長篇熱”。在這陣子“長篇熱”中，各級領導倡導和幹預，出版機構積極運作，老中青三代作家一齊上陣，各種新聞媒體起勁炒作，的確熱得可以，成為九十年代文壇一大景觀。當然，這陣“長篇熱”的確推動了長篇小說創作，諸如長篇小說數量激增，影響擴大，出現了一些優秀的或比較優秀的作品，出現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新的創作趨勢，等等；不過，真正稱得上是精品或力作的作品並不多見，而“長篇熱”熱過了頭又帶來某些領導不重視創作的藝術規律，作家文體意識淡薄、評論評獎庸俗化、書商炒作商品化等種種問題。在“長篇熱”已經熱過了頭，需要降溫的情況下，為什麽還要籌劃和推出這麽一套長篇小說叢書，這是需要首先說清楚的。當然，借這個機會也想說說我對長篇小說創作的一些想法，換言之，即談談長篇小說創作怎樣面對新的世紀這麽一個正擺在長篇小說作家和長篇小說研究者、評論者面前的問題。

長篇小說同別的文學體裁一樣，它的藝術質量高低並不取決於寫什麽，而是取決於怎麽寫。寫什麽，亦即題材問題，對於創作的藝術質量當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但是如果把題材即寫什麽的重要性強調得過了頭，尤其是強調到首要的或具有決定意義的地步，那就是違背文學創作的藝術規律的了。在過去特定的歲月裏，我們吃過這種“題材決定論”的不少虧，後來又對其進行過清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今文壇上，由於種種原因，“題材決定論”有死灰復燃之勢，這個幽靈又在文壇上遊蕩。這就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和警惕。我們絕不能再吃“題材決定論”的虧，對於它，無論是原裝的，還是改頭換面喬裝打扮過的，抑或以時髦的口號為掩飾的，統統加以拒絕。在這兒，我不想花費更多的篇幅來剖析幾十年前曾經猖獗一時而今又卷土重來的“題材決定論”，我只想提醒廣大讀者回顧一下中外文學史，在幾千年的文學史長河中，有哪一部優秀作品，或者傳世之作是由於寫了重大題材？是曹雪芹的《紅樓夢》，還是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是王實甫的《西廂記》，還是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基於對於題材問題的這種理解，在這套叢書裏，我們不想給作家們在題材上劃出“特區”，也不想劃出“禁區”。我們鼓勵作家們去寫他們最熟悉和具有獨到的深刻理解的生活，並用獨特的藝術手段來反映或表現這種生活。於是，讀者諸君已經或將要在這套叢中看到的作品，在題材上的確是多樣的，既有寫當下變革中的現實生活，也有相隔一段時間的逝去的生活；有比較重大的題材，諸如決定民族命運的戰爭和當今人們關注的改革事業，也有寫身邊瑣事並從中加以深入開掘的；有作家親歷的生活，也有間接的生活，諸如石鐘山通過歷史文獻資料重寫的關於抗日戰爭後期滇緬戰場野人區的那段生活，等等。總之，我們將在這套叢書讀到的作品，題材是多樣的，也是獨特的。我們想用這些作品來表示我們對題材問題的一種見解，並對“題材決定論”作出嚴肅的拒絕。

決定作品藝術質量的因素很多，諸如作家的生活積累、藝術視野、文化素養、思想水平以及敘述技巧、語言表達能力等等，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即作家的藝術思維方式往往被忽視。大量的創作實踐表明，作家的藝術思維方式往往對他的創作起重要的甚至主導的作用。一個作家在觀察生活、梳理或提煉他從生活中提取的創作素材，尤其是在他進行作品的藝術構思時，都有自己獨特的思維習慣或思維活動的方式，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藝術思維。作家的藝術思維對於他的作品的藝術質量起著重要或主導的作用。在極左思潮猖獗的年代，作家們的藝術思維大多是單一的、封閉的；他們往往用一種兩極化、純凈化的思維方式來對待紛紜復雜、多姿多彩的現實生活，把生活純凈化、兩極化。這種思維的定勢大大影響了作品的藝術質量。為了提高作品的藝術質量，必須突破這種純凈化、兩極化的思維定勢，使作家的藝術思維開放和多面化，以便能更好地表現變革中的紛紜復雜的現實生活。讀者諸君從本叢書中讀到的長篇小說，其作者大都是以新的開放的藝術思維方式來對待生活和構思作品的，因此也都將有新的藝術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