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同時成為受害者和施害者嗎？（第2/2頁）

乍看之下，這起罷工事件很難理解。因此，容我簡單地引用一段卡明斯基著作中的話：

[1946年]7月10日，羅茲（Łódź）的許多工廠都召開了會議，為的是譴責凱爾采屠殺案的罪犯。人們很不情願地在公開譴責聲明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盡管如此，這些譴責聲明還是在第二天被登載在了各大報紙上。這導致了多起抗議罷工。首先發起罷工的是羅茲線廠的工人們，緊隨其後的是舍布勒（Scheibler）和格羅曼（Grohman）工廠的工人，之後布勒（Buhle）、齊麥曼（Zimmerman）、瓦日塔（Warta）、坦波 -拉斯科（Tempo Rasik）、霍弗裏赫特（Hofrichter）、甘佩（Gampe）、阿爾布雷赫特（Albrecht）、古特曼（Gutman）、迪澤爾（Dietzel）、拉德茲耶夫斯基（Radziejewski）、維雅赫（Wejrach）、金德曼（Kinderman）、沃岑卡（Wólczanka）工 廠，以及兩家切割工作坊的工人也加入了他們。一開始，罷工的工人們要求報紙更正其登載的錯誤信息[關於工廠工人聯名簽署譴責聲明這件事]；隨後，他們又要求釋放那些被譴責的罪犯[根據庭審記錄所示，14人在這起案件中被判死刑]。抗議者們騷動不斷；若是有人提出復工，則會被施以暴力……對這個國家的民眾而言，工人們會做出這種反應並不反常。許多工廠的員工都拒絕對譴責屠殺案罪犯一事進行投票表決。在盧布林（Lublin），為此事召開了的一次有1500名鐵路工人參加的大型集會，會上許多人都叫嚷著“打倒猶太人”“真可恥，他們竟然維護猶太人”“貝魯特[時任波蘭總統]絕不敢判他們死刑”“維爾諾（Wilno）和羅夫（Lwów）必須是我們的土地”。

在那些年裏，有許多抗議共產黨管制波蘭的聲音。但是，這顯然不是凱爾采大屠殺之後波蘭人掀起罷工潮的根本原因。這些罷工事件如果是為了抗議某些只存在於想象中的“猶太教公社”（Judeo-commune），那是說不通的，但如果把它們看作波蘭人對自身挫敗感的一種表達，就很好理解了：波蘭人再也不能義正詞嚴地從猶太人的“魔爪”下保護無辜的天主教兒童了。這類抱怨是一名在1945年8月克拉科夫屠殺案中受傷的猶太婦女無意中聽見的，當時她正在被送往醫院急救室的路上：

在救護車裏，我聽到了護衛隊士兵和護士正在談論我們，他們稱我們為“猶太渣滓”，他們不得不救，但他們不應該救我們，因為我們謀殺兒童，我們所有人都該被槍斃。我們被送往科佩尼卡街（Kopernika Street）上的聖拉撒路醫院。我是第一個被推進手術室的。手術之後，一個士兵來了，他說，手術結束後，他會把所有人都關進牢裏。他毆打了一個正在候診的受傷猶太人。他握著一支豎起的槍，看守著我們，一口水也不許我們喝。過了一會兒，兩個鐵路工人來了，其中一個說：“一個波蘭人要是連揍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的膽子都沒有，絕對會遭人恥笑”，說著他就打了一個受傷的猶太人。一個醫院的病人用拐杖打了我。女人們，包括護士，都站在門後，威脅我們說，她們都在等著手術結束之後把我們五馬分屍。

換言之，戰後的反猶主義情緒蔓延廣泛，且先於共產主義勢力在波蘭的崛起，因為反猶主義早已因為波蘭人對中世紀時猶太教祭祀謀殺的偏見而根深蒂固了。這種情緒也嵌入了他們的戰爭經驗。

為什麽維日考夫斯基一家當初非逃離自家的農場不可？“赫謝爾，你還活著？”—當赫謝爾·皮卡茲（Hershel Piekarz）從他在樹林中的藏身之處現身時，他聽到有人用懷疑和輕蔑的語氣這樣問他。同樣，人們有這類反應並非因為他們相信有什麽傳說中的“猶太教公社”，也不是因為得到蘇聯援助的共產黨管制波蘭（這得到了猶太人的支持）讓他們憤怒。赫謝爾·皮卡茲以及其他和他一樣從戰爭中幸存下來的猶太人，維日考夫斯基一家以及其他和他們一樣曾冒著生命危險幫助猶太人藏匿的英勇波蘭人，在戰後都不得不繼續對他們的鄰居掩飾這些事情——他們遭人痛恨、懼怕，並不是因為人們將他們看作秘密共產黨人，而是因為他們是波蘭人對猶太人所犯下罪行的目擊證人，這點才最令人難堪。他們的存在意味著，許許多多的人仍在繼續享受這些罪行為他們帶來的非法物質利益。他們的存在就是一種譴責，尖刻地質問著人們的良知，同時也是一種潛在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