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的責任

雖然納粹構想出的清洗猶太民族計劃從核心上來說始終是個謎，但我們對於“最終解決”（final solution）的不同機制已經有了不少認識。我們所知的其中之一就是，德國特別行動隊、德國的警察支隊，以及那些曾經執行“最終解決”的公職人員都沒有強迫當地民眾直接參與對猶太人的謀殺。血腥的集體迫害不但被容許，甚至有時還被鼓勵，尤其是在蘇德開戰之後——在那之後，納粹德國國家安全部的部長萊因哈特·海德裏希（Reinhard Heydrich）下達了一道特殊的指令，加劇了這種情況。許多關於猶太人的禁令也頒布了。比如，在被侵占的波蘭，人們不得向躲藏在德方指定的猶太居民區之外的猶太人提供幫助，違者可處以死刑。盡管存在一些虐待狂，尤其是在集中營裏，他們可能會強迫囚犯互相殘殺，但總的來說，沒有人是被迫去殺猶太人的。換言之，所謂的“被卷入猶太大屠殺的當地民眾”都是出於自願行事的。

如果說在猶太民族的集體記憶中，當地波蘭人殺害猶太人是因為他們自己想這麽做，而不是迫於無奈才如此，這個印象已經根深蒂固，那麽猶太人必然會認為，波蘭人該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付出相應的代價。一個身穿制服的劊子手在執行命令時，終歸是一名國家公職人員，人們甚至可能會假定他對自己所服從的命令是持保留態度的或是不認可的。然而，對一個自願殺害另一個人的平民而言卻不是如此——這樣的作惡者毫無疑問，只能是一個殺人犯。

整個“二戰”期間，波蘭人在與猶太人的頻繁交互中不斷傷害他們。這不僅僅是指人們在對那個時期的回憶中所強調的屠殺。你可能會記得，在今日波蘭最傑出的文學評論家之一米哈烏·格沃維恩斯基（Michał Głowiński）所寫的令人震撼的回憶錄中，有一篇自傳式散文《點心店裏過去的一刻鐘》，文中描述的一些婦女就是對此的一個很好的說明。德國侵占波蘭時期，格沃維恩斯基還是一個小男孩。某天，他的一個姑姑把他獨自一人留在華沙的一家小咖啡館裏待了15分鐘；她哄他在桌前坐好，桌上有一塊點心，她則出去打了幾個電話。姑姑一離開咖啡館，這個年輕的猶太男孩兒就成了眾矢之的，所有人都對他投去審視的目光，還有一大群婦女不斷質問他，她們本可以不打擾他的。在這則逸事與耶德瓦布內屠殺事件之間，我們可以想象得到波蘭人與猶太人之間的所有交集，盡管場合、情景各有不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隱含著對猶太人而言致命的後果。

在反思那個時代時，我們絕不能將責任推卸給集體。我們必須要有足夠清醒的頭腦，才能記住，要為每一起殺戮負責的，只是某一個或某一群特定的兇手。但我們可能不得不去調查，是什麽使一整個民族（比如“德國人”這個詞所代表的共同體）能夠犯下這些罪行。或者，這些暴行會被暫時甚至徹底遺忘嗎？我們能隨意地從一個民族的遺產中挑選我們喜歡的東西，並宣布其為唯一的傳統嗎？還是說恰恰相反：如果人與人之間果真有精神的羈絆——我能想到的是某種紮根於世代共通的歷史經驗的民族自豪感——他們難道不該為這樣一個“想象的共同體”的成員所犯下的罪惡負責嗎？今天，一個德國青年在思考自己作為一個德國人的身份時，能忽略他的國家在那12年間（1933—1945）的所作所為，能忽略他祖先的歷史嗎？

即便在構建民族身份的過程中，人無可避免會做出一些選擇（一個人不可能將“所有事”都刻入自我形象中，因為沒有人知道“所有事”，況且，不論在什麽情況下，就算出發點是好的，要回憶一切也是不可能的），但就此——為了保持真實——而出現的集體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的疆界，也必須永遠保持開放狀態。任何人在任何時間，都應有權挑戰這種身份的結構，應有權質問某起事件，或一系列的事件，或自先祖歷史中的一個時代是如何融入一個民族的“自我形象”設定中的。

通常來說，集體性的身份認同來自一些特殊的、驚人的或異乎尋常的事件中。換句話說，集體身份是由超越常規的、異常的行為構建起來的。雖然他們只是區區個體，是某個弗萊德裏克，某個簡，或某個米科瓦耶，某個確實參與了事件的人，但作為集體身份的組成部分，他們也都屬於那個集體性的“我們”。因此波蘭音樂理所當然會為“我們的”肖邦驕傲；波蘭科學為“我們的”哥白尼驕傲；波蘭認為自己是“基督教的堡壘”（przedmurze chrześcijaństwa），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揚·索別斯基國王2在維也納附近的一場重要戰役中打敗了土耳其人。因此，我們有理由發問：像勞丹斯基和卡羅拉克這樣的人所做的種種惡事——這些事也同樣是驚人且不尋常的—是否也成了構成波蘭集體身份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