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記得什麽？

現代希伯來文學的一位重要作家，阿哈龍•阿佩菲爾德（Aharon Appelfeld）在1996年回到了他的家鄉，一個在切爾諾維茲（Czernovitz）附近的村莊，他曾在那裏度過了人生的前八年半，直到1941年6月離開。“一個八歲半的孩子記得什麽？幾乎什麽都不記得。但神奇的是，這個‘幾乎什麽都不記得’的想法多年來一直為我提供著養分。離開家後時間一天都沒有過去。在我移居的國家以色列，我寫了30本書，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取材於我童年時生活的村莊，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幾乎什麽都不記得’就是我不斷汲取養分的源頭，它似乎永遠不會幹涸。”因此，55年後，當阿佩菲爾德重返故裏，鄉間景色之優美及其帶來的奇怪的熟悉感又一次喚起了他心中的幸福和無憂無慮的快樂。“誰能想象，在某個周六，我們的安息日，這個村莊的62條生命，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會在幹草叉和廚刀下喪生？而我，因為我當時在一間裏屋，才得以逃往玉米地，躲藏起來。”

阿佩菲爾德與他的妻子以及一個電影劇組一起回到了這個村莊，當時劇組在跟拍他的返鄉之旅。一群當地人聚集過來看這些陌生人。當阿佩菲爾德問及戰時被殺害的猶太人被埋葬何處時，似乎沒有人能回答他。但過了一段時間，當人們得知他幼時曾居住此地，接著，某個他曾經的同學也認出了他。最終，“一個高大的農民走上前來，村民們向他解釋我正打探的事情，仿佛一個古老的儀式。他舉起手臂指向某處：就在那裏，在山上。接著是一片寂靜之後爆發出的喧鬧和議論，我並不能理解眼前的狀況”。

阿佩菲爾德繼續說：“事實證明，村民們試圖向我隱瞞的事情，其實他們都很清楚，哪怕是兒童也知道。我問了一些在柵欄附近站著看我們的小孩子，問他們猶太人的墓地在哪兒。他們立刻就伸出手指給我看。”於是他們都去了那座山，一路上沒有太多言語，直到“其中一個終於說道：‘這裏就是墓地了。’他指向一片荒野。‘你確定嗎？’我問道。‘是我當時埋了他們。’那個農民回答道。他還補充了一句：‘那年我16歲。’”

阿佩菲爾德在他母親在這個村子被殘忍殺害的半個世紀之後，找到了她的墳墓。同樣，另一位作家亨裏克·格林貝格（Henryk Grynberg）在他們全家人當時在波蘭的藏身處附近找到了他父親的骸骨，後者死於1944年的春天。當地村民很清楚誰在何時為什麽殺了老格林貝格，也知道屍體被埋在何處。波蘭電影的觀眾可以在帕維烏·沃金斯基（PawełŁoziński）的獲獎紀錄片《出生地》（The Place of Birth）中看到故事的全貌。在該片中，一台手持攝像機伴隨著格林貝格完成了他尋找父親墓地的旅程。當然，耶德瓦布內的所有居民也非常清楚，1941年7月10日在他們鎮上發生了什麽。

這就是為什麽我相信，發生過猶太屠殺的每個城鎮、每個村莊都一定保留了關於那個年代的詳細記憶。事情本來就應該是這樣，因為那些親眼目睹了如此可怕悲劇的人，的確會變得麻木不仁——如果他們始終無法忘記當時所發生的一切。但這也是一個詛咒，因為大部分當地居民不僅目睹了他們的猶太鄰居的死狀，還親身參與了對他們的殘殺。不然，我們要如何解釋冒著生命危險為猶太人提供幫助的波蘭人——大屠殺紀念館後來將他們認定為“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st Nations）—普遍害怕在他們的鄰居面前承認，他們曾經在德國治下庇護過猶太人？

我們從一些與耶德瓦布內猶太人歷史永遠地聯系在一起的人那裏得知，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害怕。我在此不會重述維日考夫斯基一家在“二戰”期間營救瓦瑟什塔因及其他六名猶太人的完整故事。但解放後在他們身上發生的事，與我們在這裏討論的話題相關。

我，亞歷山大·維日考夫斯基，與我的妻子安東尼婭，希望做出如下證詞。蘇聯紅軍解放波蘭之後，這些猶太殉難者自由了，我們給他們穿上最好的衣服。第一個人回到自己家，但他的家人都死了，因此他又回來和我們一起生活。剩下的幾個人都回到了他們自己的地方。某個周日，我注意到一群遊擊隊員來了，他們說：“我們今天要來鏟除猶太人”，另一群人說他們要在晚上殺光所有人。從這天起，我們家的猶太人每晚就睡在田裏一個放土豆的坑裏，我給了他一個枕頭和我的大衣。我還給其他猶太人發去了警告，他們也開始躲藏。遊擊隊員沒對其中兩人的未婚妻做什麽，但他們告訴兩個女孩兒，如果她們未婚夫來了，不要告訴他們遊擊隊在。當天晚上，他們到我們家來抓猶太人，他們說，交出他，他們會殺了他，之後就不會再來煩我了。我妻子回答說，我去我妹妹家了，猶太人已經去沃姆紮了，不會再回來。於是他們開始毆打我妻子，打到她遍體鱗傷，渾身淤青。他們把家裏值錢的東西都拿走了，然後讓她駕車送他們回去。我妻子駕馬車把他們送到了耶德瓦布內附近。她回到家的時候，猶太人從藏身處出來，看到她渾身是傷。過了一段時間，另一個猶太人雅內克·庫布若贊斯基（Janek Kubrzański）來了。之後我們商量了一下，決定從這個地方逃走。我們在沃姆紮定居。我妻子將我們的一個年紀較小的孩子送去了她父母那裏。因為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們後來又從沃姆紮搬到了比亞韋斯托克……1946年，我們搬到了別爾斯克 -波拉斯基（Bielsk Podlaski）。但幾年以後，當地人又發現了我們過去做的事，我們不得不再次遷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