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時宜

耶德瓦布內的猶太大屠殺讓我這個研究現代波蘭的歷史學家迷惑不解,試圖追問解釋。在學術文獻中,從未有過此類事件的記載。在我不顧一切想要厘清這些事件的過程中,許多來自遙遠過去的圖景湧入記憶,用似曾相識的感覺制造了一種假象:我們已經理解了我們獲悉的事情。也許拉茲沃夫和耶德瓦布內發生的大規模屠殺是不合時宜的,應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人們無法擺脫這樣一種想法:那些邪惡的、不可思議的農民暴徒仿佛是亨利克·顯克維奇的17世紀戰爭“三部曲”中的人物,他們從書頁中走了出來,在1941年的夏天踏上了比亞韋斯托克省的土地。自赫梅利尼茨基領導的農民戰爭發生時起(在猶太人遙遠的記憶中,這場戰爭等同於一個可怕的詞匯“Khurban”,意為災難,是“二戰”猶太大屠殺的前兆),猶太人就一直遭受著敵對一切“異類”的惡意勢力的折磨,後者埋伏在鄉間,時不時就突然出現,爆發一般地對猶太人施暴。顯然,屠殺者和掠奪者(rzeź i rabacja)一直保留著在這種事件中集體行動的“傳統”,在19世紀到20世紀這段時間裏,不斷上演著同樣的把戲。

這種爆炸性的潛力從何而來?我們必須知道,反猶太暴力的大背景中,總是包含了對活人祭祀的懷疑:天主教徒相信猶太人會用無辜的天主教孩子的鮮血來制作猶太逾越節薄餅。這種成見在許多波蘭天主教徒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而且不限於偏遠地區的居民。即便是在“二戰”結束以後,關於猶太人參與這種祭祀儀式的謠言也能隨時將大批憤怒的民眾召集到波蘭城市的大街上。正是這種機制導致了兩起最臭名昭著的戰後集體迫害,分別發生於1945年的克拉科夫(Cracow)和1946年的凱爾采(Kielce)。但不論是猶太委員會的活躍分子還是戰後的猶太幸存者都無所畏懼,哪怕是一位憂心忡忡的天主教父母不止一次到他們的社區去尋找自己失蹤的孩子!

在學術文獻中,猶太大屠殺被描繪為一種植根於現代性的現象。我們非常清楚,想要殺死幾百萬人,必須有一個極富效率的官僚系統,以及一套(相對)高級的技術。但對耶德瓦布內猶太人的殘殺揭示了整個計劃中更深、更古老的層面。我指的不僅僅是殺人者的動機—畢竟,即便耶德瓦布內的居民和沃姆紮郡的農民殺人都是出於自願,且為作案做了充足準備,也不可能是因為他們受到了納粹的反猶太宣傳的洗腦——還是指原始的、古老的殺人方法和作案兇器:石塊、木棍、鐵棒、火、水,以及殺人組織的存在形式。顯然,發生在耶德瓦布內的事情促使我們必須將一般意義上的猶太大屠殺視為一個復雜的、異質的現象。一方面,我們必須將其解釋為一個體系,它根據一個早有預謀的(盡管不斷演變的)計劃運作。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視其為一個個分離事件的相互鑲嵌,由地方決策人即興發揮,在自然行為中運行,以天知道是什麽的動機為基礎,且當時所有在案發現場的人都參與其中。這種理解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們對這起大屠殺的追責,以及計算猶太人存活概率的結果。

注釋

1.亨利克·顯克維奇(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波蘭19世紀著名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其小說作品人物性格鮮明,情節引人入勝,語言優美流暢,深受群眾歡迎,素有“波蘭語言大師”之稱。其描述17世紀戰爭的歷史小說三部曲為《火與劍》《洪流》《伏沃迪約夫斯基先生》。

2.赫梅利尼茨基(Khmielnicki,1595—1657),烏克蘭哥薩克首領,1648—1654年反抗波蘭統治的烏克蘭民族起義領袖。顯克維奇在他的小說《火與劍》中,把赫梅利尼茨基塑造成了一個奸詐不羈、倔強狂妄、野心勃勃、仇內媚外的混世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