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2/3頁）

要在這裏詳細討論為什麽這些觀點站不住腳，似乎不太合適。或許，花哪怕一點兒筆墨來講這件事都是沒必要的。畢竟，波蘭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抹殺這件事是波蘭現代歷史中極其重要的一頁，這點根本毋庸置疑。不管怎樣，你根本不需要掌握什麽高深的方法論知識就能立刻明白，當一個鎮上一半的波蘭人口謀殺了其另一半猶太人口時，我們所面對的這起事件毫無疑問就已經推翻了“這兩個民族的歷史鮮有交疊之處”的觀點。

本書讀者必須牢記的第二個要點是：主流分析認為，維系戰時波蘭—猶太關系的是一些外力，即納粹和蘇聯人。這個觀點就其本身而言當然沒錯。納粹分子和蘇聯人的確曾在他們各自在戰時所侵占的波蘭領土上發號施令。但是我們不應該否認，在侵占者的嚴管下，波蘭人和猶太人的關系中也存在著自治動力（autonomous dynamics）。在那段時間裏，有很多事情是人們本可以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情是他們本可以規避的，更有一些事情，是他們根本不必去做卻做了的。由此，我會將1941年7月10日在耶德瓦布內鎮上誰按照誰的命令做了什麽，都細細道來。

眾所周知，希特勒和斯大林在1939年8月簽署了一份互不侵犯協議，其中的秘密條款劃定了這兩位獨裁者在中歐的勢力範圍。一個月後，波蘭的領土就被第三帝國和蘇聯瓜分了。耶德瓦布內最初被劃在蘇聯的占領區內，在希特勒進攻蘇聯後又被納粹“接管”。蘇聯紅軍自1939年9月起占領了半個波蘭，此後，蘇聯對這塊地域進行了為期21個月的統治。因而我認為，主流史學對在此期間的蘇維埃—猶太關系的觀點和分析，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反思和質疑。不過，這裏也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地方。我們只需記得，根據目前的刻板印象，當時猶太人似乎和蘇維埃占領者有著特別親密的關系。曾有傳聞稱，猶太人不惜犧牲波蘭人，與蘇聯人勾結，因而在納粹進攻蘇聯期間，在一些從布爾什維克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波蘭土地上，可能曾經爆發過極為可怕的反猶情緒，仿佛是對納粹這場進攻行動的回應。因此，我意圖探明，發生在蘇聯占據時期（1939年9月—1941年6月）的耶德瓦布內的事情，與日後隨即發生的一切之間是否有所關聯。

耶德瓦布內大屠殺還涉及了史學上關於這個時期的另一個傳統觀念——猶太人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系。因此，這起事件也進一步觸及了以下兩個議題：戰後波蘭社會（或者說整個東歐社會）的廣大階層內反猶情緒的出現，以及猶太人在東歐斯大林主義的構建與鞏固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在談及這項研究的資料來源時，我會簡單地討論一下這兩個問題，也會在本書的最後幾章回顧相關問題。

在猶太大屠殺研究的更廣泛的背景下，本書不應該被簡單地置於一個功能主義—意向論的層面。本書偏離了這種理論模式，該模式在近年的大屠殺歷史學研究領域內被模糊化了，被歸為另一種專門抨擊“犯罪者—受害人—旁觀者”坐標的研究範疇，“直到最近才得到學界一定的注意”。但這本書也證明了，這些範疇的界限都是模糊不明的，它提醒我們，大屠殺過程中的每一個片段都有其獨特的情景動力學（situational dynamics）。這一點並非無關緊要，因為它意味著，在每一個片段情節中，其場景中的不同演員都會做出許多特定的、獨立的判斷，他們對劇情的走向和結果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我認為，在這方面，還有更多深入的研究能證明耶德瓦布內的悲劇並不是個案。因此，我們至少可以設想，如果那些“演員”當時做出了不一樣的抉擇，那麽更多的歐洲猶太人就有可能在戰爭中幸存。

然而，在一個十分重要的層面上，本書卻是一本很典型的關於大屠殺的書。因為不像有關其他問題的歷史研究，關於大屠殺，我的結論是開放式的。換言之，讀者在結束閱讀時，恐怕不會得到知識獲取上的滿足感；我在完成寫作時，也同樣沒有這種感覺。寫到最後一頁的時候，我無法對自己說出“嗯，我現在能理解了”這樣的話，我想我的讀者也不會。

當然，在寫書的過程中，你必須做出闡述和分析，就好像你有可能理解一樣，還要在書中囊括一些一般性的、解釋性的史料內容。但我認為，在故事的結尾我們必須提出疑問——這樣如何？那樣如何？——這是深入這個題材之骨髓的特質。同樣，在直面大屠殺時，能緩解我們的不安和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斷提出這些似乎永無窮盡的問題，如此我們才能繼續尋求答案。因此，大屠殺實則是人類從其經驗中吸取教訓的一個起點，而絕非終點。我們永遠也不會“理解”大屠殺為何會發生，但我們必須明白，它的前因後果牽動著歷史。在這個意義上，大屠殺已然成了一起揭示現代情感的功能性事件，也將永遠是反映人之境況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