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第2/5頁）

對在美國學習的中國留學生進行的問卷調查（見第三章）顯示了這些做法引起的負面情緒。被問及“你認為最近在中國舉行的選舉和憲法的公布表示國家真的向民主政府方向前進嗎？”時，有接近80%的被調查者的回答是“不是”或“未必”。

《觀察》和其他出版物的“致編輯的信”專欄反映了同樣負面的態度。一名希望破滅的剛從法學院畢業的年輕律師寫道：憲法的公布本來應該是令從事法律專業的人們感到高興的一件事，但是恰恰相反，“法治”對他們來說成了嘲弄。在民國早年，司法還算是獨立的——他評論道，但是在國民黨的“訓政”下，司法獨立名存實亡。他繼續援引了最近引起上海法庭注意的一個案件。在這個案件中，當地的調查辦公室要求對一位被懷疑有不法行為的縣長提出訴訟。這以後不久法庭收到了“上級指示”，案件被迫不了了之。作者總結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司法獨立從何談起。[16]

另外一封信描述了某縣在1947年11月21日和23日選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的過程：

今天，全國的報紙都在報道國民大會的召開。但是我依舊記得去年宣化縣選舉國民大會代表是多麽可笑。

國民黨提的宣化縣國民大會代表候選人是董秀明，另外還有一些選舉的競爭者。一個寒冷多雲的下午，董秀明在集市的露天劇院做了公開競選演說。為了學到一些關於民主的知識，我冒著寒風去聽講。我到達時，除了一些店員的學徒外，所有坐在觀眾席裏的都是附近街道過來的小販。當我問到他們為什麽來到這裏，他們的回答是警察叫他們過來……然後三四個長官帶過來兩百多人，這些人據說剛剛進行了軍事訓練。直到這個時候，所有的座位才被坐滿。董先生的演說非常簡單，根本沒有包含任何競選綱領……董先生做完演講後，縣長王一芳接著開講。他對觀眾席中的“選民”說：“我命令你們選董秀明先生。這個命令就像讓你們去修築防禦設施的命令一樣。任何人如有違抗，都是錯誤的……”在會後，保甲長們當然遵從了王縣長的指示；他們挨家挨戶地傳話：“縣長說了，不投票給董秀明的人，防禦設施將來需要修理了，這些人就出去幹活。”選舉的結果自然是董秀明得到多數選票。

今天是國民大會盛大開幕的日子，我想董秀明先生已經穩穩地坐在代表席的位子上。名正言順的國大代表，還有這麽多內幕，無怪乎這些簽署當選卻未能取得當選證書的代表來到國民大會會場，吵鬧著要求入席？真是個笑話。[17]

第一屆國民大會的會議本身激起了同樣刻薄的評論。在大會召開的南京，一位《觀察》讀者形容場面混亂不堪，三民主義在這裏成了空洞的口號。在他看來，政府最大的失敗之處在於民主的毫無增長。這就是為什麽共產黨奮起反抗，各地的人們都呼應他們的原因。“如果現在的政府繼續不理民生問題，當今的當權者繼續自私自利，”他總結道，“那麽這些人將從權位上摔下來，當然是他們自己的過錯。”[18]

對於這次的國民大會，儲安平寫道：“混亂至此，除了笑，我無以對之。”但是他不願將責任歸於代表本身，而認為二十年的國民黨“訓政”才真正難辭其咎。“訓政”的目標是教人們如何舉行選舉，但現在眾所周知：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成了一場鬧劇；被選舉的代表質量普遍較低；在全中國的國民黨統治區，不論在國民黨黨內還是黨外，具國內威望的領導人之中，很明顯地沒有哪一個能與蔣介石競爭總統之位。對於所有這些缺點，儲直接歸咎於國民黨。“非常坦率地說”，他總結道，“從國民大會前舉行的選舉和會上發生的事件來看，國民黨過去二十年的‘訓政’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

但是一直到很後來的1948年4月，他似乎依舊希望國民黨領導人能夠以過去的錯誤作為前車之鑒。他於是號召國民黨“拿出良心來，拿出勇氣來，全盤改變作風，真正替國家做點事情。”[19]

公民自由

也許對學術界來說，比打著代議的幌子惺惺作態更嚴重的是官方對公民自由的侵犯。這些自由是由憲法以及一些官方聲明和公告所保證的。在實踐中，它們要麽被當地政府忽視，要麽通過宣布戒嚴令或者相似的緊急公告被官方暫時中止。這些措施被特別用來讓那些批評政府及其政策以及內戰的人噤聲。因為國民黨統治地區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依舊是最執拗和最能言善辯的批評者，所以他們自然成為政府壓制政策的主要對象。幾百人被監視、跟蹤、威脅、騷擾和逮捕，就像關於學生的第三章中描述的那樣。很多人“失蹤”。監禁、刺殺和用刑成為政治生活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