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運動的復興（第3/9頁）

隨後，蔣介石在自己牯嶺的避暑別墅會見了中國勞動協會的領導人朱學範和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局長吳開先。朱學範於9月12日返回上海，他宣布事情已經得到了解決，蔣主席已下令恢復中國勞動協會重慶辦事處及其下屬機構，被捕的勞動協會成員可以交保釋放。第二天，19名被捕的工會成員獲釋，其他人仍然沒有被釋放。然而，到9月下旬，南京的社會部向省政府社會廳下達了以下命令：

中國勞動協會、中國勞工促進會、中國福利會、勞工問題研究會以及其他團體均為工人組織。其宗旨或在促進工人福利，或在研究勞工問題。然據報近期彼等團體一直從事違反政府命令和規定之活動，組織工人，煽動罷工。本部要求，任何業已向有關地方當局登記之工人團體……均應嚴格遵守政府法令，不得從事組織工人之活動，不得在工人中間進行宣傳。有關當局應嚴密監視此等組織之舉動，以防阻礙各地工會之發展。[16]

事情顯然並沒有得到解決。中央政府現在宣布重慶和開封地方當局對工會的取締是合法的。中國勞動協會進行了“重組”，隨後朱學範和勞動協會的秘書長被迫遞交了辭呈。11月10日，朱飛往香港，隨後又飛到巴黎，參加了世界工會聯合會執行委員會會議。在香港期間，一輛汽車撞向他乘坐的人力車，他因此而嚴重受傷。普遍傳言，這次“意外”是國民黨特務在這個英國的殖民地針對朱進行的一次未遂暗殺。朱從歐洲返回後，並沒有回到上海，而是去了共產黨統治的地區。政府在1947年3月宣布，在全國和各省建立總工會的籌備工作都已經完成了。此後，全國總工會將取代中國勞動協會，代表中國工人參加有關的國際會議。[17]到這年夏末，政府宣布，江蘇、浙江、廣東、湖北各省的總工會正式成立。[18]

直到今天，人們仍然無法清楚地解釋中國勞動協會為什麽被解散。據稱，這一事件在當時引起了各個方面“極大的震驚”，因為朱學範本身是國民黨員，並且一貫支持政府的勞工政策。[19]朱學範曾是青幫的成員和杜月笙的“門生”。20世紀20年代，朱還是上海郵局的一名普通職員。在朱進入郵局工作後不久，他開始與他的朋友、上海郵政工會的一位組織者陸京士一起工作。在成為杜月笙的“門生”後，朱的地位迅速上升，並在1928年被任命為國民黨資助的上海市總工會的主席。

事實上，朱學範和國民黨政府的關系至遲在1944年春已經產生了裂痕。當時，中國工人福利委員會在重慶成立。政府為新機構的董事會指派了一批官員、社會工作者、勞工領袖，朱學範並不在最初任命的委員之中。1945年5月1日，政府召開了工人福利委員會的成立會議，大約2000名工人舉行了抗議示威，反對這一協會的成立。社會部約見了朱學範，並提醒他中國勞動協會必須服從社會部的指令。隨後，政府要求朱在一封“悔過書”上簽名，但被他拒絕了。[20]

這樣一來，就突然出現了兩個任務相同、都由政府資助的獨立的勞工組織，這一結果顯然是由於朱和中國勞動協會日益增長的獨立性引起的。整件事背後的細節一直沒有公開。但事後看來，朱學範似乎已經站到了他最初極力反對並試圖壓制的一種立場上。當朱聽到工人們要求增加工資和更好的工作環境後，他開始更多地代表工人利益與政府交涉，而不是相反。當時的一個觀察員認為，朱的這一轉變是由國內外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壓力造成的。一方面，國際社會批評中國勞動協會是一個完全由政府控制的組織，並不能真正代表中國工人，這讓他感到苦惱。[21]另一方面——這裏或許有追求個人權力的因素——他自己也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工人領袖，想在1943年後國民黨統治區惡化的經濟環境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22]

不管具體理由是什麽，朱很快就開始以自由主義的立場公開談論一些問題並且批評政府的做法。1945年8月初，他給重慶的《大美晚報》寫了封慰問信，當時這份報紙因為批評國民黨而暫時被禁。在1946年1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23]中國勞動協會拒絕和另外170個國民黨右翼組織一起遞交請願，反對一項自由議題。盡管如此，許多人仍認為中國勞動協會是反對該自由議題的組織之一，中國勞動協會為此專門給重慶當地報紙寫了一封公開信，申明自己並沒有遞交反對自由議題的請願書。

最後，在會議閉幕當天，中國勞動協會公布了自己的一系列要求，包括：實現基本人權、成立聯合政府、消除引發內戰的根本原因、將土地還給農民、廢除限制工人權利的規定並修改《工會法》、保證工人罷工和集體談判的權利、依據生活成本指數確定最低工資、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