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第2/3頁）
5年後，在2015年4月，我向哈佛大學美國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tudies）主辦的研討會提交了一份手稿。衷心感謝加布裏埃拉·布朗姆（Gabriella Blum）、達林·麥克馬洪（Darrin Mc Mahon）、山姆·莫恩（Sam Moyn）、埃裏克·尼爾森（Eric Nelson）、約翰·斯托弗（John Stauffer）、理查德·托馬斯（Richard Thomas）、彼得·戈登（Peter Gordon）、詹姆斯·漢金斯（James Hankins）和吉姆·克洛彭伯格（Jim Kloppenberg），感謝他們無情的批評和友好的建議，並感謝約書亞·埃爾利希（Joshua Ehrlich）記錄了討論的內容。丹·卡彭特（Dan Carpenter）的慷慨支持和勞拉·唐納森（Laura Donaldson）的組織能力對於研討會的成功至關重要。幾周後，在芝加哥大學的文化與社會學院舉行了一場同樣令人振奮的研討會，對會上米歇爾·洛瑞（Michèle Lowrie）和約翰·麥考密克（John Mc Cormick）提供的反饋我也衷心表示感謝，還要感謝2016年6月在比勒菲爾德大學（Universität Bielefeld）討論最終手稿的團隊。哈佛大學韋瑟黑德國際事務中心（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給予我的假期同樣是完成這本書必不可少的。
我也有幸將我的部分論點介紹給世界各地的敏銳和有興趣的聽眾。感謝邀請我討論內戰問題的諸位：克裏斯·貝利（Chris Bayly，劍橋大學）、阿拉斯泰爾·貝拉尼（Alastair Bellany，羅格斯大學）、肯齊·博克（Kenzie Bok，劍橋大學）、伊娃·博泰拉·奧迪納斯（Eva Botella Ordinas，哈佛——康普頓斯皇家學院）、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倫敦瑪麗女王大學尼古拉·魯賓斯坦講座成員）、奈傑爾·鮑爾斯（Nigel Bowles，牛津大學約翰·艾略特爵士講座成員）、查爾斯·克勞奇（Charles Crouch，薩凡納州立大學）、唐·道爾（Don Doyle，查爾斯頓大學）、丹·埃德爾斯坦（Dan Edelstein，斯坦福大學）、遠藤泰生（Yasuo Endo，東京大學）、勞拉·富登（Laura Frader，東北大學）、艾莉森·蓋姆斯（Alison Games，喬治城大學）、瑞貝卡·戈茨（Rebecca Goetz，萊斯大學歐文·弗雷德裏克·卡爾布講座成員）、伊娃·馬琳尼·奧斯坦納和史蒂芬·施雷萊（Eva Marlene Hausteiner，Stefan Schlelein，柏林洪堡大學）、威爾·海（Will Hay，密西西比州立大學）、拉斯·赫勒（Russ Heller，博伊西州立大學）、雅各布·胡貝爾和尼姆羅德·科夫納（Jakob Huber，Nimrod Kovner，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巖井潤（聖學院大學）、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耶魯大學）、克裏斯蒂娜·克羅裏（Christina Koulouri，雅典派迪昂政治經濟大學）、艾莉森·拉克魯瓦（Alison La Croix，芝加哥大學法學院莫裏斯與繆麗爾·富爾頓講座成員）、喬納森·裏爾（Jonathan Lear，芝加哥大學）、桑迪·列文森（Sandy Levinson，德州大學法學院湯姆·西利講座成員）、馬泰斯·洛克（Matthijs Lok，阿姆斯特丹大學）、德克·摩西（Dirk Moses，歐洲大學學院）、帕納約蒂斯·羅伊羅斯（Panagiotis Roilos，哈佛大學）、海倫娜·羅森布拉特（Helena Rosenblatt，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院紀念約翰·帕特裏克·迪金斯講座成員）、瓊——保爾·茹比斯和尼爾·薩菲爾（Joan-Pau Rubiés and Neil Safier，亨廷頓圖書館）、凱瑟琳·索耶（Katherine Sawyer，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布萊恩·舍恩（Brian Schoen，俄亥俄大學科斯塔講座成員）、哈維爾·費爾南德斯·塞巴斯蒂安（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亞歷克斯·謝苗諾夫（Alex Semyonov，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埃裏克·施勞特（Eric Slauter，芝加哥大學）、格倫達·斯盧伽（Glenda Sluga，悉尼大學）、考特尼·韋斯·史密斯（Courtney Weiss Smith，衛斯理大學）、彼得·斯泰西（Peter Stacey，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西蒙·斯特恩和安娜·蘇（Simon Stern and Anna Su，多倫多大學法學院紀念凱瑟琳·貝克講座成員）、邁爾斯·泰勒（Miles Taylor，約克大學）、斯皮裏宗·特格斯（Spyridon Tegos，克裏特大學，雷西姆諾）、布魯諾·特裏布（Bruno Tribout，倫敦大學）、盧恰那·維勒斯·博阿斯（Luciana Villas Bôas，裏約熱內盧大學）、克裏斯·沃特斯（Chris Waters，普羅維登斯學院和威廉姆斯學院）、托馬斯·威爾斯科伯（Thomas Welskopp，比勒菲爾德大學）、理查德·沃特莫爾（Richard Whatmore，薩塞克斯大學）, 卡羅琳·溫特爾（Caroline Winterer，斯坦福大學）以及安吉拉·澤維爾（Ângela Xavier，裏斯本大學）。
多年來，在許多其他信息交流方面，我很感激：克利夫·安多（Cliff Ando）、查爾斯·巴特利特（Charles Bartlett）、加裏·貝斯（Gary Bass）、大衛·貝爾（David Bell）、皮特·博爾（Peter Bol）、漢娜·卡拉韋（Hannah Callaway）、伊麗莎白·克羅斯（Elizabeth Cross）、愛瑪·登奇（Emma Dench）、伊恩·唐納森（Ian Donaldson）、丹·埃德爾斯坦（Dan Edelstein）、約翰·艾略特（John Elliott）、菲利普·菲萊利（Philip Fileri）、胡安·弗朗西斯科·富恩特斯（Juan Francisco Fuentes）、邁克爾·蓋耶（Michael Geyer）、尼農·格朗熱（Ninon Grangé）、喬·古利（Jo Guldi）、伯納德·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喬·英尼斯（Jo Innes）、瑪雅·傑森諾夫（Maya Jasanoff）、小若昂·費雷斯（João Feres Júnior）、丹尼爾·尤特（Daniel Jütte）、施盧蒂·卡佩拉（Shruti Kapila）、威利·卡裏（Ville Kari）、羅賓·基拉（Robin Kiera）、克裏什·庫爾瑪（Krishan Kumar）、卡斯滕·約爾克·（Carsten Hjort Lange）、尼古拉斯·麥克道爾（Nicholas Mc Dowell）、亞當·麥斯蒂安（Adam Mestyan）、桑卡爾·穆特（Sankar Muthu）、路易莎·奧德修斯（Louiza Odysseos）、安東尼·帕登（Anthony Pagden）、艾瑞卡·巴尼（Erika Pani）、約翰·波科克（John Pocock）、英格裏德·珀內爾（Ingrid Purnell）、索菲·羅森菲爾德（Sophie Rosenfeld）、瓊——保爾·茹比斯（Joan-Pau Rubiés）、尼克·薩科（Nick Sacco）、伊萊恩·斯卡裏（Elaine Scarry）、鮑勃·施奈德（Rob Schneider）、米拉·西格博格（Mira Siegelberg）、佐爾坦·西蒙（Zoltan Simon）、埃米爾·辛普森（Emile Simpson）、朱莉亞·西撒（Giulia Sissa）、勞裏·塔提汗（Lauri Tähtinen）、喬治斯·瓦羅薩基斯（Georgios Varouxakis）、特德·威德默（Ted Widmer）、約翰·維特（John Witt）、蘇珊·伍德沃（Susan Woodward）、菲利普·韋恩（Philip Wynn）、約翰·紮米托（John Zammito），還有安德魯·齊默曼（Andrew Zimmerman）。我也要感謝喬納森·貝特（Jonathan Bate）在關鍵時刻的鼓勵，約書亞·伊頓（Joshua Eaton）仔細地閱讀初稿，特別要感謝哈佛歷史系無比優秀的工作人員，尤其是珍妮特·哈奇（Janet Hatch）、安·考夫曼（Ann Kaufman）、埃琳娜·帕拉迪諾（Elena Palladino），還有金伯利·奧黑根（Kimberly O’Hagan），正是由於他們的幫助，我才能夠在擔任系主任的時候支撐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