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我回來了！”（第2/55頁）

“老兄，我前幾天到書攤上去，想買本雜志，你知道我很愛讀科幻小說。我隨手揀了一本帶回家，讀到其中一篇名為《期限》的小說。嘿，這文章把原子彈說得活靈活現，我想也不必再懷疑洛斯—阿拉莫斯的先生們在搞什麽了。願他們成功。上帝，人類又一次從您那裏偷下了天火。”蓋達爾說。

“蓋達爾，我們沒有什麽要懺悔的。該懺悔的是日本人，是他們先動了手，而且幾乎把我們打懵了。他們自己釀的苦酒自己喝。我們已經死了成千上萬的小夥子了。我們必須加緊幹！”

普裏斯特利·惠特尼先生真是一個地道的盎格魯薩克遜人。他的哲學也是地道的英國式的：目標堅定，全力以赴，義無反顧。

老惠特尼舉起酒杯：“為B-29的成功幹杯！”

機群掠過廠區，發動機的爆音震得杯中的香檳酒酒面泛起漣漪。

“可愛的B-29！”蓋達爾先生輕輕說。

遠程戰略轟炸機的問世，證明了想象力、判斷力和行動加在一起所產生的驚人結果。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戰略轟炸機在三十年的時間中孵化，出殼，長大，成熟，同汽車、輪船、無線電設備一樣日臻完善，顯示了人類在技術海洋中卓越的航海技藝。

早在一九一五年，由雷蒙·弗烈帝都中校指揮的早期戰略轟炸機群，包括“齊柏林”巨型飛艇和“哥達”轟炸機，就從比利時越海轟炸英倫。英軍還以牙眼，多倫上校指揮漢達爾貝奇轟炸機隊猛襲德國工業城市，投彈五百四十噸。這時候，一個南非佬揚·史默茲將軍想象出戰略轟炸的遠景：“它將憑著破壞敵國大規模的產業中心和人口眾多的都市，使之喪失戰爭能力和士氣，從而扮演起戰爭的主角……而舊式的海、陸軍作戰，將淪為次要的，或是輔助性的戰鬥。”

任何幻想都包含著不切實際的迷霧，都受到現實和守舊者的指謫。這也難怪，人類的惰性是人類的自我保護，或曰“反饋”。否則，人類早在電子學中說的那個“自激振蕩”中毀掉了。

然而確有些雄才大略的人物從幻想中看到了智慧之光。幻想以它特有的頻率，在明智的決策者心中引起了振蕩。當初，一位三十六歲的美國陸軍準將威廉“比利”·米切爾，在他身為美軍駐法國遠征軍航空隊司令官的時候就力主建立一支獨立於陸、海軍之外的“大空軍”。

革新思想在戰時就被埋沒在世俗見解的泥沙中，戰後，更是汙積垢沉，無人問津。一九二一年。“比利”做出驚人之舉，把繳獲的幾艘德國軍艦，開向切薩皮克灣，然後用他自己陸軍航空隊的馬丁式轟炸機把它們一一炸沉。輿論大嘩。起碼在一個日本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剛剛結束哈佛留學生活的三十六歲的山本五十六，一個中學校長的兒子，未來的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

年輕英俊的“比利”·米切爾的建議未能在美軍中吃開，因為他頭上有一大堆掛滿勛章、大腹便便、自負而僵化的陸軍將軍們，其代表者就是美國遠征軍司令約翰·巴興元帥。一九二四年，巴興從陸軍參謀長的職位上退役，仍然在自己的報告中聲稱：“航空部隊只是陸軍的輔助兵力，唯有與地面部隊密切配合，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用”一言定案，航空部隊分屬陸海軍，一晃二十年，坐失了良機。

思想超越了時代的人往往給自己帶來眾多的煩惱，在後世人認為“正常”的人，前世人會認為是“瘋子”。“比利”·米切爾就未能逃脫這一悲劇式的命運。他反復陳言，得罪了許多朋友。後來又因“謝南多亞”號飛艇案[1]遭到停職處分，他憤然辭去陸軍職務，自甘寂寞，冷眼看著歷史怎樣把他的理想變成現實。他未能活到那一天，一九三六年，帶著一股怨恨瞑目逝世。

偉大的事業都是在許多代人的手中完成的。理想和真理能感召一個人，就能感召許多人。米切爾的接力摔交給了他的得意門生亨利·“哈普”·阿諾德陸軍中校。阿諾德運氣很好，活著幹到了美國空軍司令。

西雅圖波音公司的設計師們也是一幫子“狂人”。一九三○年，他們就在美國最偏辟的華盛頓州造出全金屬雙引擎的B-9轟炸機。雖然，它在俄亥俄州帝芬的萊特航空技術中心表現了優越的性能，卻屈居在科羅拉多州丹佛的馬丁公司之下。馬丁公司的B-10轟炸機中標，陸軍大舉定購，一直用到了珍珠港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