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盟軍對西歐的進攻和德國內部殺害希特勒的嘗試（第2/34頁）

傑出的美國新聞記者桃樂賽·湯普遜，長駐德國多年，對德國十分了解。毛奇是她所接近的老朋友。她曾力勸他從山頂上走下來，正視現實。一九四二年夏天，在一系列從紐約發給「漢斯」的短波無線電廣播中，他請求他和他的朋友們采取一定行動消除那個惡魔似的獨裁者。她努力提醒他：「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聖者的世界裏，而是一個凡人的世界裏。」

「漢斯，上次我們見面，在臨湖的那個美麗的陽台上一起喝茶——我說過，有一天你得用行動——劇烈的行動，來表明你的立場——而且我記得，我還問過你，你和你的朋友們究竟有沒有勇氣行動——」這是一個尖銳的問題。結果，答案看來是這樣：毛奇和他的朋友們有勇氣議論——他們因此被殺害了——而無勇氣行動。

這與其說是他們精神上的缺陷，倒不如說是理智上的缺陷，因為他們全部十分勇敢地面對殘酷的死亡。這個缺陷是造成克萊騷集團同貝克一戈台勒－哈塞爾密謀集團之間分歧的主要原因，雖然他們對於未來接管納粹政權的政府的性質和結構也有爭論。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們在彼得·約克家裏舉行了一次正式會議，由貝克將軍主持。據哈塞爾在日記裏說，貝克「當時是比較軟弱和沉默的」。以後還開過幾次會。在未來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上，在「青年人」和「老年人」——用哈塞爾的話——之間，掀起了一場猛烈的爭辯，毛奇同戈台勒之間也沖突起來。哈塞爾認為，這位前任萊比錫市長十分「反動」，同時指出毛奇「傾向英美與和平主義」。秘密警察也注意到了這次會議，後來在對參加者的審訊中，對於這些討論提出了一份詳細得驚人的報告。

對密謀分子的活動，希姆萊已經掌握了比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所意識到的更多的線索。本書所敘述的歷史中，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轉折，這裏又出現了這樣一個轉折。在一九四三年的這個關頭，因為勝利的前景已經消失、失敗的前景已在眼前，這個舉止溫文而嗜血成性的黨衛隊領袖、第三帝國的警察頭子，開始對抵抗運動產生了個人的而且並不完全是不懷好意的興趣。他同抵抗運動進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觸。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這些密謀分子的心理狀況：他們之中不止一個人——特別是波比茨——竟開始認為可以用希姆萊代替希特勒！這個看來狂熱地效忠於希特勒的黨衛隊頭子，自己也開始這樣考慮，但是一直到最後，他始終耍兩面派的手法，而在這個過程之中，許多英勇的密謀分子在他手裏送了命。

抵抗運動現在在三個方面進行工作。克萊騷集團為了擬訂一個幻想中的太平盛世的規劃，在進行著無休無止的討論。比較現實一些的貝克集團在努力想辦法殺掉希特勒，取得政權。它還在同西方進行接觸，以便讓民主的盟國得知將要發生的事情，並探詢它們將會同一個新的反納粹政府談判什麽樣的和約。這些接觸都是在斯德哥爾摩和瑞士進行的。

在瑞典首都，戈台勒常常同銀行家馬爾克斯和雅可布·瓦倫堡會晤。他們是他的老朋友，在倫敦有密切的商務關系和私人關系。在一九四二年四月戈台勒同雅可布·瓦倫堡舉行了一次會晤，戈台勒催促他設法同丘吉爾接上頭。密謀分子要求事先從這位首相那裏得到保證：如果他們逮捕希特勒並推翻納粹政府，盟國就同德國媾和。瓦倫堡回答說，根據他對英國政府的了解，要它作出這樣的保證是辦不到的。

一個月之後，兩個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爾摩同英國人進行了直接的接觸。他們是德國福音派教會對外關系局成員之一漢斯·舒恩菲爾德博士和狄特裏希·波霍弗牧師，後者是一個著名的神職人員和積極的密謀分子。他們聽說英國聖公會契切斯特主教喬治·貝爾博士正在斯德哥爾摩訪問，就趕去見他。波霍弗是化了裝，拿著諜報局奧斯特上校給他的偽造護照出國的。兩個牧師對主教談了密謀分子的計劃，而且同戈台勒一樣，提出了這個問題：一旦希待勒被推翻之後，西方盟國是否將同一個非納粹政府談判一個體面的和約。他們要求通過私下的通訊或公開的宣言得到答復。為了使主教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謀是認乎其真的印象，波霍弗給了他一份領導人名單。這個不慎的行動後來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並且使得其他許多人不可避免地遭到殺害。

這是盟國所掌握的關於德國內部的反對派及其計劃的最權威和最新的材料。六月間，貝爾主教回到倫敦之後，立即轉給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但是，一九三八年曾經為了抗議張伯倫對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而辭去外交大臣職務的艾登，看了這份材料以後，卻心存懷疑。因為從慕尼黑事件以來，英國政府曾經從自稱是德國密謀分子的人那裏得到過類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沒有發生過什麽事情，結果就沒有給予答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