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參考書目

本書在敘述中，並沒有加上注釋。但這並不是說，每一句引言或每件提及的事情是無據可查的。沒有說明資料的來源，主要是由於證人的證詞常常極為混亂，而且對這種混亂多半難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經常會出現的情況是，在引用一處資料時，必須同時引用一種，有時甚至是好幾種與事實有出入的說法，或是對事情經過的不同描述。

在前言中已經提到過，對希特勒自殺這件如此重要，對每一位直接參與者來說都難以忘卻的事情，對它的陳述卻是那麽的矛盾百出。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下午，當希特勒的侍官海因茨•林格和馬丁•鮑曼，以及緊跟在他們後面的希特勒貼身副官奧托•京舍走進“元首”的房間時，看到希特勒是挨著愛娃•布勞恩躺在長沙發上，還是倒在旁邊的那張沙發椅上，對這樣一個問題，竟然也沒有統一的說法。這一情況更因同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對某些過程不同的描述變得模糊不清。又比如慶祝希特勒五十六歲生日的地點和過程，同樣的還有因四月二十二日那次頗具戲劇性的形勢分析會而發生的一系列事情，以及其他一些事情的詳細經過，都是模模糊糊的。不同的說法涉及的大多只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可歷史學家卻得了解這一件件一樁樁的小事，並認真地記下哪怕是極小的差別。為了不讓敘述被無邊無際的注解所打斷，這兒采用的方法是，在對一件事情做出表述後，再敘述一名可信的證人的說法，並接著評述這一說法的可信度。每當在重大問題上仍然出現疑點時，書中馬上會對此做出說明。

雖然存在著這樣一些情況，但奇怪的是，自從本書出版以來，幾乎沒有遭到還在世的證人們值得一提的質疑。一封要求改錯的信件說，戈林自己沒有炸掉他的狩獵行宮卡林哈爾，它是後來由一支留駐在那兒的部隊炸毀的。另一封來信的寄信人，是一名當時守衛柏林國會大廈的士兵。他說，國會大廈內沒有發生過激烈的戰鬥，蘇聯方面的資料也是相同的說法。事實上難以排除的，是參加占領國會大廈的紅軍士兵感到有責任，對戲劇性地奪取“德國的克裏姆林宮”這一傳奇神話表示應有的尊重。但也有可能，這名被提及的德國國防軍士兵駐守在這寬敞大樓的某個部分，或多或少是沒經戰鬥就落入了蘇軍之手。

如果在下面對所使用的書籍做一些說明，想必定能給讀者在理解時帶來方便。

最早的一本書，在一九四六年夏就問世的《希特勒最後的日子》，出自英國歷史學家休•R.特雷弗–羅珀之手。該書是以作者本人在一九四五年夏天和秋天對證人進行的無數次調查訪問為依據的。雖然許多有可能提供情況的人那時已被送入蘇聯戰俘營，特雷弗–羅珀還是找到了其中的幾位，但不可避免的是，他的敘述存在著這兒或那兒的漏洞，因為當時幾乎不可能與另一個人的說法進行橫向比較，書中也會有被詢問者提供的意在誤導的信息。這本書中出現的錯誤相對來說問題不大，因作者對全貌的正確把握、對事物的明確判斷和他出色的語言充分地得到了彌補。

直到大約二十年以後，出現了一些有別於特雷弗–羅珀敘述的書籍，它們從歷史的角度，全面敘述了在此以前的幾個星期或幾個月裏的情況。這些書使用無數的回憶錄和當時的記錄（G.博爾特、K.科勒爾、E.肯普卡、E.-G.申克、H.萊契等等），這樣一些形式的資料是特雷弗–羅珀無法擁有的，它們所包含的有時是富有啟發的細節，使得整個畫面變得更為豐滿充實。進入六十年代後，有三位對歷史感興趣的政論作家，對這一獨一無二的戲劇性題材提出了挑戰。

打頭陣的是埃裏希•庫比，他於一九六五年把此前登在《明鏡》周刊上的連載文章結書出版，書名為《一九四五年在柏林的俄國人》。在他以後，是一年之後由美國人科尼利厄斯•賴安寫的關於諾曼底反攻的一篇報道，該書大獲成功，書名為《最後的戰鬥》。沒過多久，一位由同樣有名的美國記者約翰•托蘭撰寫的《決戰：最後一百天》問世了。最後還有托尼•勒•蒂西爾寫的《一九四五年爭奪柏林之戰：從澤洛夫高地到帝國總理府》。所有這些書，除了使用當時可使用的回憶文章外，都是以無數次調查訪問為依據的。

這些書有著很高的可讀性，這是因為它們敘述準確，尤其是不乏歷史性深度。令人得益更大的，以對還活著的證人做最新的調查訪問為依據的，是七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地下墓穴：帝國總理府的終結》，該書為烏韋•班森和詹姆斯•P.奧多尼爾兩人所寫，在生動形象和信息量方面，都大大超過了前面提到的幾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