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1934年10月7日 中央蘇區瑞金

一 項英的叮囑

這是一座古舊而又闊綽的庭院。院中石鋪甬道的兩旁，是堆有假山的花園，幾株丹桂正散發著濃香。

這是庭院中最簡樸的一個房間，裏邊的擺設都是項英式的。一切地主豪紳的華貴家具他都清除出去，借以保持工人階級清貧的本色。項英絕不會忘記他家的那間木板小屋，也不會忘記他那為富貴人家刺繡和洗衣的母親，還有撿垃圾拾煤屑的妹妹。

這個房間裏，除了嵌在墻上的穿衣鏡和刻在大理石上的“追遠齋”之外，一點土豪氣息也不存在了：沒有髹漆過的杉木桌，用木板搭的單人床，補了補釘的破棉被，一切都和他補過的灰軍裝相匹配。艱苦和樸素，不但是革命者的風格，也是中華民族的固有美德。

就在那張老百姓家都有而在這個院裏反顯特殊的杉木桌子旁，坐著李德和博古。他們都穿著灰色軍衣，泡子燈撚得很暗，大概只有一支蠟燭的光亮，項英坐在下首一邊。在警衛員給他們沏水時，項英吩咐：從眼下起，不經喊叫，任何人也不準進屋。

警衛員立即退了出去，他們當然知道這是一次極端機密的小會。

博古既是主要的談話人，又充當李德與項英的翻譯。項英一字不苟地做著記錄，交談的時間相對地拉長了。

談話是在親密而又嚴肅的氣氛中進行：

“我同意中央的安排，”項英邊說邊翻著長條形筆記本，“關於中央分局的委員，還可以再定奪一下，不合適的應該調換。我念一遍，看有錯漏沒有……中央分局書記項英”……項英像在大會上宣讀條令似地讀出自己的名字，而後一字一頓地說，“委員由陳毅——賀昌——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梁伯台——陳潭秋——毛澤覃——汪金禪——李才蓮等擔任……”

他在每個名字後留一個空隙，以便聽者對人選重新審視思考。

“我看就這樣吧，已經研究過好幾次了。”博古對項英的過分認真和繁瑣作風，有點不耐煩了，他喜歡幹脆，“倒是陳毅同志擔任中央辦事處主任是否合適，可以考慮，第一，是他的身體；第二，是他的情緒……這是李德同志最關心的兩點！”

從交談的氣氛，使人感到他們三人可以開誠布公無所保留地交換意見。

“這人我了解，閑來無事讀詩書，”項英說了一句很少說的俏皮話，“像他這樣出身的知識分子，大都有種溫情主義，動搖性是他們的階級出身的劣根性。這一點上，有點像周恩來，最容易倒向右傾機會主義。……他的辦事處，在他養傷期間，我可以兼管，黨政統一嘛！”項英似乎權衡了陳毅任辦事處主任的利弊，“這人也有長處……不喜歡抓權，這一點，也有點像周恩來。至於右傾情緒，可以展開鬥爭嘛！反正他是在中央分局領導之下……”

博古把項英的話翻譯給李德，李德首肯贊同，然後說：“這次紅軍主力轉移到外線作戰，是爭取戰略主動的根本措施，四方面軍遠征川陜建立了新的根據地，並取得了大的發展就是證明：鄂豫皖並沒有丟！這不是失敗，而是勝利，舊的保持了，新的誕生了……”

這種警句式的論點，李德等待博古給他翻譯之後再向下講，以便加強項英的印象。

“我們把你留在中央蘇區，就是考慮到堅持蘇區鬥爭的艱巨性，它需要一個政治上堅強的負責人來領導……博古同志和我都認為，你可以兼任中央革命根據地軍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

無疑，這是一項重托。今後，舉世聞名的中央蘇區，便是他項英展示宏圖大略的舞台了。

項英對共產國際絕對忠誠。在中國的傳統哲學觀念中，這種“士為知己者死”的所謂知遇之恩，將長期發揮著潛在的不易察覺的作用。

博古與李德深知這一點。按理說，蘇區中央分局書記這一職務，應該由中央蘇區的創業奠基者毛澤東來擔任，可是，臨時中央對毛澤東不但沒有興趣而且懷有戒心。共產國際和臨時中央，要的是忠誠的絕對服從，而不是獨立自主精神。

“考慮到你的精力，”博古補充說，“賀昌同志可以作為你的助手，任政治部主任。”

項英沉思了良久，認為賀昌聽他的話，能與他合得來，便無異議地接受了。

項英的工作作風既有突出長處也有突出短處：他嚴謹，嚴謹到刻板的程度；他勤奮，事無巨細，一概付出全部的熱情；他忠誠，對共產國際的指示視若神聖；他堅定，用頑強的意志和毅力去追求既定的目標。

這種性格，在他參與領導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時，就充分表現出來了。陳毅暫時不能工作，項英並不在乎。他不怕忙碌，只怕分權。一個人幹起來可以運用自如，指揮順暢，省得別人來幹擾。大權獨攬，是件痛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