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二、六軍團的行蹤

在通訊聯絡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李德、博古、周恩來，沒法了解戰局的全部真相。而且形勢在不斷變化，剛剛收復的阻擊點很可能馬上失守，剛剛突圍而出的部隊很可能又陷入重圍。他們也都擔心，在這變幻難測的形勢後面，可能隱伏著想象不到的後果，出現更為嚴重的局面。

李德已經失去駕馭全盤的能力。這時，他才知道，率領八九萬大軍在敵人重重阻攔下遠征，與慕尼黑巷道上的街壘戰是兩回事，跟他在伏龍芝軍事學院課桌前的圖上作業，更是天壤之別。

即使在短暫的睡眠中，李德也未曾得到安寧。只要一閉上眼睛，他面前就出現一幅漫無邊際的地圖，恍惚中看到地圖上出現的田野河流和山丘。標示著戰爭實況的紅色、藍色箭頭交錯在一起。他苦苦思索，想弄清這些藍箭頭可怕的含義。他還歷數了歷史上許多成功的和不成功的遠征，想從中找到某種借鑒。

現在，李德把一切希望和全部熱情寄托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上。越快越好！

紅軍減員雖大，但大都是出征前的新兵，紅軍主力仍然保留著，仍然是一支能征善戰的勁旅！

可是，二、六軍團此時在哪裏呢？

紅六軍團是紅軍主力兵團之一，也是在二、六軍團會合後組成二方面軍的主要組成部分。六軍團的轉移，是臨時中央和中革軍委吸取了鄂豫皖蘇區，四方面軍戰略轉移的經驗。

當時人們所想，與後來經過“清算錯誤路線”之後的歷史記載是很不一樣的：

史載：

1932年7月，蔣介石調集二十六個師又五個旅共三十余萬人，對鄂豫皖蘇區發動了第四次圍剿，當時擔任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的張國燾，始則采取堅決進攻的錯誤方針，繼則實行退卻逃跑，於10月率紅四方面軍主力向外線轉移，實際上放棄了鄂豫皖蘇區；12月，紅四方面軍翻越大巴山，進入川北地區。

1933年2月，中共川陜省委川陜省蘇維埃政府先後成立，川陜蘇區初步建成。爾後，紅四方面軍采取“收緊陣地”的方針，經過四個月的作戰，粉碎了四川軍閥田舜堯會同楊森和劉存厚等部對川陜邊根據地的三路圍攻，殲敵一萬余人。接著紅四方面軍舉行了儀（隴）南（部）、營（山）渠（縣）、宣（漢）達（縣）三次戰役殲敵近兩萬人。

1933年10月，四方面軍與川東遊擊軍會合，川東遊擊軍改編為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三軍，這時紅四方面軍發展到八萬人。

1933年12月至翌年9月，紅四方面軍勝利地粉碎了川軍約二十萬人的六路圍攻，俘敵兩萬余人，保衛了川陜蘇區。

……

那時對左傾路線的認識與後來的看法正巧相反：認為紅四方面軍的戰略轉移不是張國燾的罪行，而是適應形勢的必須行動，因而才建立了川陜根據地。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使紅四方軍發展到八萬人，這是張國燾的功而不是他的過。

那時候，各個蘇區都有大大小小的轉移。

六軍團的遠征是正確的嗎？二軍團的轉移是正確的嗎？紅二十五軍的轉移是正確的嗎？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派出是正確的嗎？如果這些大的奉中央之命的戰略性的行動是正確的，那麽當時王明左傾路線之下的中央指示不也成了正確的嗎？還是錯的並不全錯，對的並不全對呢？不然，為什麽獨獨一、四方面軍的戰略轉移是錯誤的？按尊卑而定褒貶，看沉浮而事揚抑，歷史便成了任意轉動的魔方。

這些配合中央紅軍作戰略轉移的計劃和措施，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無效的；哪些達到了預期目的，哪些由於種種主觀客觀的原因未能達到；李德和博古都不太清楚。但有一點他們是痛切地感覺到了：六軍團與二軍團未能按原想的那樣順利地會合，這不能不使中央紅軍的西征向後推移。

由於軍事學院養成的習慣，李德很喜歡標示地圖。他可以在地圖前靜坐很久。在地圖上，他看到現實的戰場，看到戰火紛飛中的攻防進退，猶如親臨其境。在這地圖作業裏，他善於捕捉住某種瞬息即滅的思想的火花。

李德繪制地圖，簡直可以說是一門藝術：他不但非常細微地畫出敵我雙方的位置、行動、雙方指揮員的指揮意圖，而且善於用線條的粗細，箭頭的形狀（大小利鈍的區別）顯示出敵我雙方行動的鮮明的特性。他標的地圖是活的！

李德對眼前的這張標示得零亂不堪的地圖很不滿意，他懷念他的獨立房裏那張由他親自標的地圖。

兩個月以前，那的確是沉重的時刻，他獨自一人，在屋子裏團團轉圈，忽而停下來，疾步走到粉墻上的掛圖前，用陰郁的眼光盯視著六軍團用連日苦戰畫在上面的血紅的曲線。他站了很久，似乎想用自己的熱情、希望、焦灼去感動那只紅色的箭頭，他恨不能用他高大的身軀擋住敵軍阻截的炮口，用有力的雙臂推著六軍團的脊背直線開進。他把六軍團看成是中央紅軍西征預先挺出的刀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