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批判（第2/7頁）

總而言之，通過理論分析探討而得出的結論是批判的主要依據，對於理論上已經規定了的，在批判時就無需重新確定。

批判之目的在於探討原因產生了什麽樣的結果，使用的手段是否與目的相適應，當原因和結果、目的和手段非常一致時，任務將容易完成。如果一支部隊遭到襲擊，進而沒法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那麽奇襲的效果如何就沒什麽可懷疑的了。

比如，理論上規定，在會戰中進行包圍攻擊能夠增加獲勝的可能性，而結果是獲勝的把握較小，那麽問題就在於指揮官在采用該方法時所考慮的是否為了獲得較大的勝利。如果確實是這樣，那麽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正確的。如果他想通過采用這樣的方法來獲得較大的勝利，可是他卻不從具體情況出發，而僅僅照本宣科，那麽他就犯錯了。

倘若撇開與整體的聯系，單純考量失誤的直接關系，就可輕易地完成。當批判地探討原因和檢驗手段比較簡單，只局限於研究最直接的結果和目的時，事情往往也很容易。

可是，在戰爭中，組成整體的一切總是密切聯系的，而每個原因，就算是最小的原因，也會對整體產生影響，最終導致結果發生改變，盡管這種改變很小。同理，每個手段也會影響到最終目的和結果。

所以，只要現象還有研究的價值，我們就可以研究原因導致的結果。同理，人們不僅能通過直接目的去體驗手段，也可以將該目的當成達到更高目的的手段來加以檢驗。

這樣，我們將對一系列相互從屬的目的進行探討，直到目的的必要性不被懷疑，無需再做檢驗為止。在很多情況下，尤其涉及有決定性的重要措施時，應當一直研究，直到導致嫹和的目的為止。

很顯然，在向上追溯的過程中，每抵達一個新的階段，人們在判斷時將有一個新的立足點。因此，同一種手段，從較低的立足點上看，也許很合適，但從較高的立足點上看卻是要摒棄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軍事行動時，往往是根據目的檢驗手段配合來研究某些現象的原因。因為，只有研究原因，才能找到富有價值的作為檢驗對象的東西。

如此一來，不管是從下往上還是從上而下的研究，都會遇到巨大困難，因為事件離原因越遠，就越容易受到其他力量與情況的支配。所以，人們在探討那些遠離事件的原因時，就越需要同時考慮其他原因並要辨別這些原因對事件可能產生的影響。如果發現會戰失敗的原因，就自然找到了導致整場戰爭失敗的原因，不過這僅僅是一小部分原因。根據不同的情況，還有各種或多或少的原因也影響戰爭的結局。

同樣，在立足點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檢驗手段的復雜性也不斷增強。因為目的越遠大，為了達到目的所采用的手段就越多。所以，必須對為達到這個目的所做的或者可能做的一切進行考察，因為所有軍隊都追求著戰爭的最終目的。

如此一來，就可能要擴大考察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對那些實際上沒有發生，但非常有可能發生的，因而不能不費心考察的事情也只得做出許多假定，所以人們往往容易迷惑並遇到困難。

當1797年3月拿破侖統率意大利軍團從塔利亞曼托河進攻卡爾大公時，他打算趁著卡爾大公所盼望的援軍尚未抵達之前迫使對方決戰。如果只從直接的目的來看，該手段是選得十分正確的，結果也證明了這點。

當時，卡爾大公實力很弱，在塔利亞曼托河做了一次抵抗的嘗試後便放棄了諾裏施阿爾卑斯山的山口。當他看到敵軍實力雄厚、士氣旺盛時，便撤出戰場。

通過這場勝利，拿破侖能夠達到什麽樣的目的呢？他可以揮師進入奧地利帝國的心臟，支援其余兩路大軍的進攻，並與他們緊密聯系。拿破侖也是這樣考慮的。從這樣的角度看，拿破侖是正確的。

可是，從更高的層面上看，即從法國督政府的角度來看，拿破侖的軍事行動卻只是冒險的軍事行動。因為如果奧地利人從萊茵河方面調來的援軍能夠在施太厄馬克組建強大的預備隊，那麽卡爾大公完全有能力進攻拿破侖所率領的軍團。如此一來，拿破侖所率的軍團不但可能全軍覆沒，而且還會導致整場戰爭的失敗。

這一點，拿破侖在到達菲拉赫後就看清楚了，所以他簽署了《累歐本停戰協定》。

然而，如果從更高的層面來看，並且知道奧地利帝國在卡爾大公的軍隊和維也納之間沒有預備隊，那麽我們就會發現，維也納會因為拿破侖所率的軍團的進攻而備受威脅。

如果拿破侖知道維也納沒有軍隊掩護，施太厄馬克沒有強大的預備隊，那麽拿破侖直逼維也納便不再是毫無目的了。這個行動的價值，取決於奧地利人對維也納的重視程度。因為，倘若奧地利人重視維也納，願意付出媾和的條件，那麽拿破侖威脅維也納便可當作最終目的。如果拿破侖深知這點，那麽批判就可以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