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湊夠一撮人馬上走（第3/11頁）

從1939年6月算起，佐爾格預計日本需要用一年半至兩年的時間，才可以完成重整軍備的任務。也就是說，日本如果要對蘇聯大規模用兵，最快也得是1941年以後。

佐爾格的結論是，盡管日本在諾蒙坎采取了主動進攻的姿態，但實際上未能做好與蘇聯大規模作戰的準備。

既然日本還未做好準備，斯大林便認為這是一個機會，一個利用自己相對先進和充裕的軍備資源，對日本陸軍予以狠狠打擊的機會。

有了斯大林的吩咐和支持，伏羅希洛夫完全照朱可夫開出的菜單上菜。包括武官所說的那兩個機械師在內，蘇軍精銳部隊陸續從歐洲調往遠東，前線蘇軍的實力逐漸發生根本性變化。

在蘇軍的這次兵力東調中，各式特種部隊的聚集最為引人注目。從第一次諾蒙坎戰役中的兵種對比來看，蘇聯空軍從指揮機構到飛行部隊，都明顯落於下風，此次新任空軍主任（相當於空軍司令員）斯穆什科維奇中將奉調而來，負責對在外蒙空軍進行統一指揮。

斯穆什科維奇抵達外蒙古後，馬上對前一階段空戰的失敗教訓進行了剖析。

飛行員們的水平沒有日本航空兵高，這是無法回避的事實，但個人能力不夠，完全可以通過集體配合來彌補，偏偏在先前的空戰中，因為缺乏經驗，飛行員基本上都是單打獨鬥，這就上了日本人的圈套。

在現有飛機性能上，單翼的伊-16速度比九七戰快，但是滯空時間不長，雙翼的伊-15速度慢一些，不過具備足夠的滯空能力，二者正好優勢互補，如果能使這兩種戰機有機配合，就能抗衡和抵消日本航空兵的個人能力。

斯穆什科維奇帶來了一個飛行教官班。這個教官班的成員包括二十多名老飛行員，他們或參加過援華，或經歷過西班牙內戰，在與德、意、日三國的航空兵交手的過程中，積累了一定的空戰經驗。

確定方略後，斯穆什科維奇便將教官們分散到各作戰機場，讓他們以空戰格鬥的實戰方式，對年輕飛行員進行配合訓練。在短時間內，每個飛行員都被輪訓一次，雖然不可能立竿見影，但鼓舞了空軍士氣，也給年輕飛行員們壯了膽。

蘇聯空軍的活動變得積極起來，從6月17日起，他們出動機群進行轟炸，日軍囤積在前線的五百桶汽油以及大量的糧秣均被炸起火，給第二十三師團造成很大損失。

這些天裏，第二十三師團長小松原一直在對蘇軍進行偵察，根據蘇軍不斷增兵以及活動頻繁的跡象，他認為這是蘇蒙軍對日軍發動進攻的前兆。

要不要打？第一次諾蒙坎戰役，第二十三師團是吃了虧，可是關東軍司令部也說了，那是兵力不足的緣故。如果這次能引起老大們的重視，一擁而上，沒準還能一雪前恥呢。

關鍵是湊夠一撮人馬上走，至於前面是紅燈還是綠燈，有什麽關系呢？

1939年6月19日晨，小松原向關東軍司令部發報，說給蘇軍以“嚴懲”的時機到了，事不宜遲，應及早發動進攻。

植田司令官接到電報，即刻召集作戰課的參謀們進行討論。大部分參謀都提到了天津租界談判，所謂天津租界談判，是日本向英國租界當局施加壓力，要求禁止租界內部的法幣流通，以便進一步封鎖和打擊中國的抗戰經濟。

作戰課長寺田雅雄大佐說：“在處理支那事變（即侵華戰爭）時，最具有重大影響的，是如何對待英國。如果這個時候與蘇聯發生糾紛，會使軍部受到牽制，從而影響英國問題的解決。”

寺田老成持重，他用一種審慎的口氣表示：“諾蒙坎問題要解決，但是否選在英國問題處理到一定程度之後。大家意下如何？”

參謀們交頭接耳，都認為課長說得對，在這個敏感時刻，不應再喧賓奪主，對蘇作戰確實應當慎重才是。

“三謀參謀”辻政信一聽就來了氣：“你們知不知道我們關東軍的傳統是什麽？不言而行！”

植田謙吉，第十三任關東軍司令官，一個長著花崗巖腦袋的老家夥。深陷諾蒙坎這件事，也真不知道是辻政信把他帶到了溝裏，還是他跟辻參謀一起跑進了溝裏。

在辻政信看來，談判可不是光靠嘴巴就占上風的，靠的還是實力，如果這次關東軍能夠“不言而行”，對蘇蒙軍發動突然打擊，就可以提高日軍的國際威望，到時準保能把談判桌前的英國人嚇得面無人色，還有什麽談不成的？

他針鋒相對地質問寺田：“如果在諾蒙坎坐視敵人的挑戰而不顧，必將發生第二、第三次諾蒙坎事件，甚至有可能發生全面沖突！”

按照辻政信的說法，只要日方一強硬，就能挫敗對方的戰鬥意志，他卻沒有反過來認真想一想，假使蘇聯更加強硬地反撲過來又怎麽辦？這不是更有可能發生全面沖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