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的火力兇猛,包括75毫米山炮、47毫米反戰車炮和大口徑迫擊炮在內的炮彈,不斷在中國裝甲部隊的隊列中爆炸。吃驚的布朗上校判斷日軍兵力至少有一個大隊(一千名),他推測這支日軍和自己的企圖一樣,也是試圖通過這片叢林繞襲對手後方,目的是切斷正在施工的中印公路。布朗立即向遠征軍總部報告這一信息,在日軍的彈雨中,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布朗戰車上的天線先後被日軍的神槍手打斷四次,直到第五次更換天線才終於把電報發完。

日軍的一式47毫米反戰車炮,是為了對抗蘇聯BT戰車開發的,也是緬甸戰場日軍的主力反坦克武器之一。

清醒過來的中國坦克部隊拉開與日軍的距離,利用戰車的機動性調整攻擊方向,蘭姆伽的艱苦訓練產生了成果,在中國裝甲部隊準確的炮火面前,只有步兵和炮兵的日軍漸漸招架不住。天亮的時候,日軍的防線被徹底撕裂,丟下陣亡人員的屍體和傷兵開始潰退。

一些老兵對這一夜的戰鬥記憶猶新。豪斯回憶,“當時我在先導車中擔任炮手。我的這輛M3A3,代號是‘阿拉丁’,我把這個代號刷在了坦克的正面裝甲上。這次戰鬥我打得比較窩囊。日軍第18師團的部隊隱藏在高大的大象草草叢中,因此我們未能先敵發現目標。18點30分,日軍的大炮開火了,我所在的部隊被日軍包圍,我們連有兩名美國顧問和數名中國官兵戰死,還有數人負傷。我們停止前進,除了車長炮手以外所有人員下車向前,在彈雨中掘開了一條戰壕,車輛擺開夜間防禦陣勢與日軍對射。第二天天亮的時候,P-51野馬式戰鬥機投入攻擊,日軍敗退了下去。”豪斯自己在戰鬥中腿、臂、手多處被彈片擊傷,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送到幾公裏後的戰地醫院,在那裏他接受了手術,並被送到印度阿薩姆的美國陸軍第二十軍醫院接受進一步治療。

卡爾·伯克回憶這次戰鬥的時候,用了“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詞句。他說,“那一仗我們打得並不好,因為大多數的官兵沒有使用戰車進行戰鬥的經驗。美軍顧問在炮彈爆炸的間隙,還在教授中國坦克兵怎樣使用火炮。我們挨了不少炮彈,還有車輛觸發了地雷。情況曾一度十分危急,布朗上校幾乎決定暫時後撤,幸好這時,新22師友軍的步兵投入了戰鬥,穩定了戰線。但他們的到來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問題——在犬牙交錯的戰線上,我們很難分清中國友軍和日軍,他們長得太相似了。戰鬥中,我所在的戰車被日軍火箭彈擊穿,無線電通訊官和一名準尉陣亡,我們在日軍的陣地中強突了足有四英裏。”伯克可能有一點搞錯了,日軍在二戰中開發反坦克火箭彈時間較晚,還沒能裝備部隊,戰爭就結束了。擊中他坦克的,可能是一發日軍47毫米戰防炮的炮彈。

這次戰鬥,中國官兵陣亡十三人,八人負傷;美軍參戰人員中,共有四人陣亡,五人負傷。裝甲兵團損失輕型坦克四輛,兩輛落入河中的中國坦克被打撈起來修復使用。

不過,日軍的損失更為慘重。和裝甲兵團交手的,實際是日軍步兵第55聯隊的岡田第三大隊,這個大隊一個月前在打洛遭到新38師的重創,放棄胡康河谷南段入口敗退下來,剛剛補充完新兵,就接到命令在師團司令部側後方布防,因為日軍發現有中國偵察兵在這一側的叢林中出沒。日軍的本意是以逸待勞打中國軍隊的伏擊,但做夢也沒想到,等來的竟是一支裝甲部隊,這在亞洲的叢林戰中就跟發現了外星人差不多。

戰鬥的結果是日軍第三大隊幾乎全軍覆沒,大隊長岡田公中佐當場陣亡,如果不是大隊副官井上鹹大尉冒死把他的屍體背回來,就可能被中國兵給埋在烈士陵園門口守門了。騰越的遠征軍烈士陵園,至今還埋著三個日本佐官的“倭冢”給看門呢。

武漢會戰中,白崇禧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原本布置了一個一個口袋陣,讓日軍一個一個地按照他的設想來鉆,可惜部隊戰鬥力太差,每一個口袋都被鉆破了口袋底。這回,白長官的痛苦,日本陸軍第18師團長田中新一中將也終於體會到了。

坦克部隊出發,遠征軍步兵登戰車隨同出擊。

這一戰的一個插曲是日軍飛行師團也來湊過一次熱鬧,美軍顧問萊昂納多·法利(Leonard Farley)回憶:“一隊日軍轟炸機突然出現,並在戰場上空搜索我們的蹤跡。我軍的戰車都偽裝了起來,並且開到了隱蔽位置,本來並無危險。但是,剛剛打了勝仗的中國坦克兵對著日本飛機就開起火來,目標當即暴露,日機立即開始攻擊我們。雖然雙方的這次交手並沒給任何一方帶來損失,但中國友軍的這種打法,讓我們覺得余悸難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