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感謝西北(第2/3頁)

我也不知道。

還有,我在陜西歷史博物館,看到了一種兵器,那種兵器名字叫戈。它們在展廳裏排了幾十米。那兵器一下子打動了我。我記得我用了近3個小時,站在它們面前。僅僅只為了與它們對視。

還有,1993年5月15日,在鎳都金昌市,我第一次遇到傳說中的沙暴,那種幾乎奪去我性命的巨大沙暴,讓我永生難以忘記。這次經歷後來我寫成了一篇特寫,《金昌不見了》,發在《中國青年報》頭條。它們是我從事新聞工作以來,寫的真正的新聞。

還有,我的老連長,一位把軍人職業當成個人使命和理想的職業軍人,卻因為不懂生活至今未婚。他是個軍隊上的精英,但很不幸,同時也是生活的弱者。

還有,軍人在這個時代的尷尬。軍人在經濟大潮中的另外生存狀態。沒有戰爭的寂寞,邊緣地理心理和經濟的偏遠,留給他們的不僅是失落。這就是我身邊的軍人和西北。我做為被們的一員,與他們共同歷經著這樣的時代。

這就是西北留給我的印象。它們瑣碎但卻真實。它們令人嘆息卻又讓人尊敬。它們只屬於我。但我卻從來沒想過,它們緩慢地積澱成了一堆火藥,只待有人點燃。

情況也常常就是這樣,有時候,自己身上的潛質竟必須要另外的人來發現。這就如打井,自己的潛質只藏在地下的深處,好的編輯猶如好的打井師,一眼就可以看到藏匿極深的地下水。有時候編輯們並不知道,他們的肯定與否,竟注定了一部作品的成長或消亡。這本書最初的起源,並與現在的樣子無關。是1993年3月,我接到劉增新老師的電話,約我去蘭州匯報關於寫作長篇的設想。我當時正熱衷於散文和詩。對於長篇,根本沒做過任何打算,其實是沒能力,因為此前最好的經驗是寫過幾部中篇,因自己的功力,而打了退堂鼓。但劉老師卻一直認定我應該寫小說。對此我只認定為鼓勵的話。我不安地到了蘭州,才知道為了抓好長篇創作,同行的還有總政文藝局的陸文虎副局長,屈瓊幹事和範傳新副社長、劉靜編輯諸位老師。他們專門騰出一個下午聽我談。可談什麽呢?後來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族。講了幾十年來十幾個從軍的軍人和家庭的故事。沒想到,他們竟對此很感興越,當場就定了下來。可這對於幾乎連結構長篇也不懂的我,簡直是個巨大的難題,劉老師耐心地給我講結構方式,一起編織提綱。憑著一股勇氣,那樣繁雜龐大的題材我幹了兩月,寫了40多萬字。但等到8月份拿到廬山時,我卻嘗到了失敗的滋味。這部小說終因我功力的淺薄,而沒能把握好。寫好自己的家族,成了我的夢。但廬山之行,我學到的並不全是失敗,我還學會了思考。同時更重要的一點是,為了寫好這部長篇,我寫了許多大眾的,我並不熟悉,同時也是陌生的東西。我丟了自己的優勢、語言,思考方法,西北的經歷。

仿佛去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在小說初稿失敗後,期間又經歷了各種巨大的壓力。年僅49歲的父親中秋節患心肌梗塞逝去。一月後,年逾8旬的奶奶無疾而逝。家中老母和小妹需我照顧,接連的不幸接踵而至,可卻讓我奇怪的是,當我回到西北後,卻出奇地沉靜。不幸教會了我成熟,生活下去成為最基本的信條。仿佛神示,我又一次獨自一人去看那座城堡。回來後,我似乎一下就找到了我久尋不得的東西。10月份,在驪山筆會上,我拿出了現在這本書的提綱和設想。劉老師與我一起商討了這本書的結構,並且提出了許多極好的建議,比如這本書最後的結局。當時,他還著重提醒我,把自己熟悉的那些東西寫出來。而前邊那些奇特的東西就成了這部書的重要依托。只是我在書中,為了需要,改變了許多地理位置和看法,因為我寫的是小說,而不是歷史。

丹麥人凱西講:文學其實是感覺的革命,我深以為然。但我也堅信,文學其實更應是生活的革命。從西安回來後,我幾乎把自己按在房子裏,整整兩個月足不出戶。因為那些東西都是自己所熟悉的,並且因為時間而使他們發生了新的變異,兩月後,我終於拿出了這部書的第一稿。劉增新老師這期間幾乎時常電話指導,不斷與我分析人物的發展,提出了寶貴意見。這本書歷時一年,先後修改4次,直到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當這本書終於要出版時,同所有對為自己付出過真摯關心和扶助的人心存感激之情一樣,我的內心同樣湧滿許多的感動。即使就這本書而言,其實我也可以認真地說:如果沒有老師和朋友對我的關心,要完成這本書幾乎不太可能。因此,允許我在這裏對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