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感謝西北（第2/3頁）

我也不知道。

還有，我在陜西歷史博物館，看到了一種兵器，那種兵器名字叫戈。它們在展廳裏排了幾十米。那兵器一下子打動了我。我記得我用了近3個小時，站在它們面前。僅僅只為了與它們對視。

還有，1993年5月15日，在鎳都金昌市，我第一次遇到傳說中的沙暴，那種幾乎奪去我性命的巨大沙暴，讓我永生難以忘記。這次經歷後來我寫成了一篇特寫，《金昌不見了》，發在《中國青年報》頭條。它們是我從事新聞工作以來，寫的真正的新聞。

還有，我的老連長，一位把軍人職業當成個人使命和理想的職業軍人，卻因為不懂生活至今未婚。他是個軍隊上的精英，但很不幸，同時也是生活的弱者。

還有，軍人在這個時代的尷尬。軍人在經濟大潮中的另外生存狀態。沒有戰爭的寂寞，邊緣地理心理和經濟的偏遠，留給他們的不僅是失落。這就是我身邊的軍人和西北。我做為被們的一員，與他們共同歷經著這樣的時代。

這就是西北留給我的印象。它們瑣碎但卻真實。它們令人嘆息卻又讓人尊敬。它們只屬於我。但我卻從來沒想過，它們緩慢地積澱成了一堆火藥，只待有人點燃。

情況也常常就是這樣，有時候，自己身上的潛質竟必須要另外的人來發現。這就如打井，自己的潛質只藏在地下的深處，好的編輯猶如好的打井師，一眼就可以看到藏匿極深的地下水。有時候編輯們並不知道，他們的肯定與否，竟注定了一部作品的成長或消亡。這本書最初的起源，並與現在的樣子無關。是1993年3月，我接到劉增新老師的電話，約我去蘭州匯報關於寫作長篇的設想。我當時正熱衷於散文和詩。對於長篇，根本沒做過任何打算，其實是沒能力，因為此前最好的經驗是寫過幾部中篇，因自己的功力，而打了退堂鼓。但劉老師卻一直認定我應該寫小說。對此我只認定為鼓勵的話。我不安地到了蘭州，才知道為了抓好長篇創作，同行的還有總政文藝局的陸文虎副局長，屈瓊幹事和範傳新副社長、劉靜編輯諸位老師。他們專門騰出一個下午聽我談。可談什麽呢？後來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族。講了幾十年來十幾個從軍的軍人和家庭的故事。沒想到，他們竟對此很感興越，當場就定了下來。可這對於幾乎連結構長篇也不懂的我，簡直是個巨大的難題，劉老師耐心地給我講結構方式，一起編織提綱。憑著一股勇氣，那樣繁雜龐大的題材我幹了兩月，寫了40多萬字。但等到8月份拿到廬山時，我卻嘗到了失敗的滋味。這部小說終因我功力的淺薄，而沒能把握好。寫好自己的家族，成了我的夢。但廬山之行，我學到的並不全是失敗，我還學會了思考。同時更重要的一點是，為了寫好這部長篇，我寫了許多大眾的，我並不熟悉，同時也是陌生的東西。我丟了自己的優勢、語言，思考方法，西北的經歷。

仿佛去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在小說初稿失敗後，期間又經歷了各種巨大的壓力。年僅49歲的父親中秋節患心肌梗塞逝去。一月後，年逾8旬的奶奶無疾而逝。家中老母和小妹需我照顧，接連的不幸接踵而至，可卻讓我奇怪的是，當我回到西北後，卻出奇地沉靜。不幸教會了我成熟，生活下去成為最基本的信條。仿佛神示，我又一次獨自一人去看那座城堡。回來後，我似乎一下就找到了我久尋不得的東西。10月份，在驪山筆會上，我拿出了現在這本書的提綱和設想。劉老師與我一起商討了這本書的結構，並且提出了許多極好的建議，比如這本書最後的結局。當時，他還著重提醒我，把自己熟悉的那些東西寫出來。而前邊那些奇特的東西就成了這部書的重要依托。只是我在書中，為了需要，改變了許多地理位置和看法，因為我寫的是小說，而不是歷史。

丹麥人凱西講：文學其實是感覺的革命，我深以為然。但我也堅信，文學其實更應是生活的革命。從西安回來後，我幾乎把自己按在房子裏，整整兩個月足不出戶。因為那些東西都是自己所熟悉的，並且因為時間而使他們發生了新的變異，兩月後，我終於拿出了這部書的第一稿。劉增新老師這期間幾乎時常電話指導，不斷與我分析人物的發展，提出了寶貴意見。這本書歷時一年，先後修改4次，直到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當這本書終於要出版時，同所有對為自己付出過真摯關心和扶助的人心存感激之情一樣，我的內心同樣湧滿許多的感動。即使就這本書而言，其實我也可以認真地說：如果沒有老師和朋友對我的關心，要完成這本書幾乎不太可能。因此，允許我在這裏對他們表示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