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7月4日，午夜剛過。一支以色列突擊隊駕車行駛在烏幹達恩德培機場寧靜的跑道上。士兵們乘坐的大力神運輸機已經回撤並且消失在視野中。而在他們眼前，是一條向前延伸開去的黑色瀝青路。兩旁是瘋長的非洲野草，有籬笆一般的高度。走在這個小型車隊最前面的，是一輛黑色奔馳軍車，上面懸掛著烏幹達國旗。後面緊跟著兩輛陸虎吉普車。三輛車都懸掛著硬紙板制成的“烏幹達”號牌，並且開著車燈在行駛。這一切，都使得他們的舉動更增添了一份真實性。

突擊隊正在朝著目的地，也就是這個機場最東面的一座舊航站樓，一點一點地靠近。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裏，三輛車上的士兵將要完成人類軍事史上一次最特殊、最成功的突擊任務——解救在舊航站樓裏的105名人質，而這些人已被劫持他們飛機的恐怖分子和烏幹達軍方用槍脅迫達一個星期之久。

突擊隊由三十多名士兵組成，隸屬於以色列軍方總參謀部偵察部隊（也稱為偵察營或特種部隊）。他們的指揮官坐在奔馳軍車的前排位置上，穿著和其他士兵一樣的烏幹達迷彩服。他是我哥哥，擁有中校軍銜的約納森·內塔尼亞胡。30歲的他，在整個突擊隊中算是最年長的一個。

幾個小時之後，一位我在偵察營服役時認識的軍官打來電話，將我從耶路撒冷的家中吵醒。當時，我還是一名軍方的預備役人員，受偵察營調遣。我只是納悶，他這麽早打電話來到底有何貴幹。“你暫時要待在家裏，”他說，“一旦任務結束，你就要回到自己的崗位。”半睡半醒之時，我依稀記得那一周早些時候，也就是法航班機被劫持到烏幹達之後不久，偵察營來電話告訴我說，如果有需要必須隨時待命。那位吵醒我的軍官繼續說，“順便問一下，你能把比比在波士頓的電話號碼給我嗎？”他指的是我另一位哥哥本傑明·內塔尼亞胡，當時他正在美國求學。

我把比比的號碼告訴他以後，就掛斷了電話。我看不出救援行動已經展開的跡象，更別說有什麽事出了岔子。但是，我和其他以色列人民一樣，很快就知道了這次行動。自從電台播出第一份報告之後，以色列人就開始奔走相告，消息傳開了。沒過多久，我接到了比比的電話。他對這次突擊行動取得成功感到無比興奮，並且問我是否有約尼的消息。當然，毫無疑問的是，約尼和他的偵察營是整個行動的主力軍。

又過了沒多久，我在家裏接到電話，被告知約尼犧牲的消息。他是這次行動中唯一陣亡的以色列士兵。

對普通大眾來說，約尼的一生實際上都不為人所知，因為他在軍方的工作具有保密性。在獲救人質和偵察營士兵安全著陸以色列之後不到24小時，約尼的名字在整個國家變得家喻戶曉。他的生活、他的為人，引發了無數以色列人的猜想。

從那時開始，關於恩德培救援行動還有哪些沒被提及的故事呢？它雖然發生在好多年前，現在依舊能喚起在那遙遠而頗具英雄色彩的過往歲月中湧現出的一段段傳奇。這次行動被《紐約時報》的軍事分析員德魯·米德爾頓稱作“人類軍事史上一次史無前例的行動”。

這次行動的非凡之處不僅僅表現在軍事層面。一個只有三百萬人口的、處處受困的國家，沒有向恐怖主義和敲詐勒索屈服，而是派出了最精銳的部隊千裏奔襲，到另一個國家開展一次危險重重的救援行動。在一個對殘酷漠不關心的世界，對是非問題所謂的分歧只是為了掩飾道德上的懦弱和膽小。恩德培救援行動，以一種非常微妙的方式，觸動了全世界人民的心靈。因為它不止一次地證明了，面對不可想象的逆境時，正義可以得到伸張，真理也可以所向披靡。

那麽，突擊行動幾乎在一夜之間名聲大噪，這就不足為奇了。故事被很多書籍、無數報紙和期刊一而再再而三地談起，當然也包括一些歌曲和詩作。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努力地去記錄這個不可思議的事件，並且回味其中深遠的意義。

盡管對此次行動已有過多的記錄，但恩德培的真實故事卻沒有被講述過。其中最核心的部分——那些參與突擊行動的策劃和準備工作的偵察營士兵所做出的豐功偉績、救援行動本身、那些力排眾議批準行動的人、那些真正執行任務的人——沒有被描繪過。

造成這個事實的部分原因是由我哥哥率領的偵察營屬於以色列國防軍的保密部門，因此活動要求嚴格保密。偵察營的名稱一直是機密信息，直到幾年以前才開始解禁。即使現在，偵察營及其相關活動都還籠罩著一層厚厚的神秘面紗。所以，恩德培事件之後的開始幾年，記者和研究人員都無法輕易接近那些真正與恐怖分子和烏幹達軍隊交過手的士兵。而且，即使有人能夠確認這些士兵並找到他們，也很快發現自己面對的不過是一堵墻，一堵沉默的墻。就算士兵願意說起，對一個局外人坦誠布公也會顯得猶豫不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