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更制（第2/3頁）

因而早有臣僚上奏，請求更制。裴該一開始並不以為意，他當初在長安設十二部，分歸長史、司馬管轄，本是為了文人不能插手軍事，而武夫不能幹涉文政，文武有別而上下有序——反正任何重大決定，最終都還是要通過自己不是麽？

然而大司馬、大都督不可能世襲，天子則慣例是父死子繼的，那麽一旦將來弱勢天子踐祚，樞密省利用其對軍事的全方面管轄權，很有可能跋扈難制。況且在行台時，人莫不希望大都督強勢，而到了中朝，情況卻正好反過來，無論文武，多望天子唯垂拱而已，對朝政只有影響力而沒有直轄權——這本來就是儒家的傳統理想。

裴該之所以還沒打算要解決這個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正逢對羯大戰，驟然更改制度恐怕引發不必要的混亂——直接嫁接行台制度，便也有這方面的考量——而且更需要軍政、軍令一體，一切以軍事為先；其二是樞密省獨相制度，方便天子隨時插手。他當然不會把這種傾斜性太嚴重的制度留給兒子，但自己尚在壯年，又有何懼啊？

然而既然河北戰事已畢，就理論上來說，雖然西有巴氐，南有殘晉，北有拓跋，但基本上都只能采取守勢，國家暫時可以休養生息一段時間，以待將來大戰——這是一個變更制度的好時機。二則既然陶士行有可能交卸樞相之任，而由祖士稚接替，則再讓祖逖掌握偌大權柄，就不大合適了。

——裴該倒不是信不過祖逖，但陶、祖二人相比，他終究對於前者的控制力更強一些，與後者雖然名為君臣，其實也還基本停留在盟友的關系上，頂多朝前邁出了一步而已。

故而更制，將兵部也即軍政系統，轉轄尚書；而且計劃中將來天下大定了，將逐漸取消民屯，且壓縮軍屯，屯部也會縮水成一個司，則樞密省最終唯有樞部和警部兩個下轄部門而已。

對此，祖逖既無奢望，且有心理準備，倒也沒有什麽過激的反應。

隨即在裴該的主持下，召集尚、樞二省及度部、兵部、樞部、警部主要職官，對軍事系統又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目的是改編舊祖家軍。祖氏諸將陸續被召還都中，先予升賞，然後發去軍校進修——當然啦，承諾這只是固有程序，不過為熟悉新的軍制和軍規罷了，他們還有上陣的機會。各部亦陸續打散，與舊關中軍混編，襄國、涿縣等地的守護，也就此改換為裴該舊將。

此前的軍制，純出裴該自斷，先是引用了一些後世的名詞，比方說莫名其妙的“排”——沒辦法，他頭腦中同時存有兩世的記憶和知識，偶爾也難免產生沖突和訛誤，好在性情基本上繼承了穿越之前——後又因應形勢層層加疊，多少搞得有些不倫不類。

前在長安，一則行台制度本來就屬臨時性，二則麾下也沒有太多文學之士跳出來挑毛病，還則罷了；既至洛陽登基，大票舊官僚或被投閑置散，無所事事，難免無事生非，或者謀圖悻進，尋機進言，於是上起祭祀、下到躬耕，舉凡官制、兵制、典章、律法，三天兩頭有人上奏，請求天子依從古禮。

其實“時移事易，變法宜矣”，這個道理大家夥兒都懂，若還有人以為“法古無過，循禮無邪”，直接抄商鞅的原話就能給懟回去。但若僅僅是一些細節問題，或者是只涉其名而不及其實呢？朝廷也不便一概駁斥，滴水不進吧。

終究這個時代仍以儒家為尊，而儒從周禮，則不管骨子裏如何創新，只要在名稱上復古，亦能一定程度上彰顯新朝的正統性啊。

於是有人提出，《周禮·地官·小司徒》所載，周代兵制是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的，此議首先得到了祖逖的認可，繼而上奏裴該，華朝也就相應更改了軍中編制的名號。不管怎麽說，古人以五百人為一旅，唯齊國以兩千人為一旅，而今增旅為萬眾，終究聽上去不怎麽威風啊。

於是定下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卒，五卒為隊，五隊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一軍在一萬八千人左右。

伍任伍長，卒任卒長，隊任隊長，旅任旅督，師任師督，軍任軍帥。其中隊以上始有屬吏，並置司馬，其一師五旅、一軍五師，則皆分前後中左右。

——什麽，純以周禮，分伍、兩、卒、旅、師，且有伍長、兩司馬、卒長等號？那裴該首先想到的不是先周，而是太平天國……他堅決不肯仿效。

裴該所設想的和平時期的國家軍制，應該以職業士官和部分募兵為基幹，雜以義務兵為輔助。因此除地方戍卒外，全國總設十四個軍，理論上二十萬眾，實際上常備五萬余，要到戰時才擴充滿編。趁機即將部分關西和兗、豫的老卒記名軍冊後，釋之還鄉，以便恢復地方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