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平戎策（第2/3頁）

最後遊子遠又兵向上郡，擊垮了虛除權渠。

裴該既然想起這些“後事”來，就此動念——這趟平亂，我不如還是讓遊子遠去辦吧。

於是召見遊遐，征詢他的意見。遊子遠說：“略陽、天水諸氐、巴（巴氐是氐族的分支之一），大小百余部，原本其半數結盟，擁戴苻氏為主。其後苻氏內亂，郭將軍進取略陽，摧破其盟，苻氏近乎於滅。徐庫彭、句渠知，因此而逐漸雄強，有重合諸部之意。

“然而兩郡內氐、羌不下五萬戶，今聞止得萬五千眾叛反，可見徐、句之勢，尚不足以動搖隴上。臣意當以戎制戎，召軍須等發兵往攻，並赦其協從，只剿徐、句，則亂事瞬息可平也。”

說到這裏，略微頓了一頓，拱手道：“臣尚有一言，懇請明公垂聽。”

裴該說有什麽想法你盡管直言，不必隱晦。

遊遐便道：“我晉之稅，頗為苛重。使戶按五十畝計，收租四斛，戶出絹三匹、綿三斤，則足田之家，畝稅八升——而曹魏時畝稅止二升而已，且唯出絹二匹、綿二斤。魏時尚有敵國並立，租賦本較漢時為重，而我晉興之際，西蜀已亡，旋滅東吳，國無大患，何以稅重魏時近乎兩倍？實不可解啊。”

裴該笑一笑，說：“此事不難解。”對於晉朝的賦稅制度，他身為執政大臣，當然要做詳細調研。他也確實覺得賦稅過重，曾經打算輕減，是裴嶷等人說國家方用兵於胡，糧秣物資不足，尚不便更改稅度——重要的是你從重改輕容易，一旦國用不足，打算增稅，那阻力可就太大啦，所以還是暫且維持原狀為好。

因此裴該就向遊遐解釋，說：“其一，前代有田賦，有戶稅，而大亂初敉，我晉方建，田畝戶冊多不完全，乃使諸郡國總核戶數，暫時不及於田。所收租四斛，其實是合田賦、戶稅為一的，且止按每戶一丁計，其實百姓家中丁壯二三人者，比比皆是。其二，國初所封諸侯過濫，計領內所收租谷及絹，三分之一入為諸侯之奉，是以不得不重賦稅，以便國用。

“尚有其三，有官有品者，皆分祿田，可庇佃客，不課租賦，甚至於……可蔭親族……”

總而言之，晉代賦稅制度本身沒有什麽大問題，問題出在社會制度上，食祿階層過多，導致真正向國庫交稅的戶口和田畝數反倒比曹魏時更加減少，那麽為了彌補國用不足，自然就必須重賦苛斂了——西晉之亡，非止諸侯內鬥、夷狄作亂，賦稅太重導致老百姓活不下去，紛紛依附大族，導致地方坐大，中央衰弱，也是動亂頻發的很重要一個原因。

遊遐畢恭畢敬地聽裴該解釋，完了點一點頭，補充說：“明公所言是也。倘若只是按一丁戶為計，戶足五十畝，則租賦雖重，百姓亦未必不能承受。然而就臣所知，永嘉之前，渭谷膏腴之地，多為官宦所占，百姓戶可二十畝，已算中產，還如何籌措田賦啊？二十畝，不過丁女課田之數，男子即一丁亦無可盡力，況有余丁，因何求活？

“至於遠郡貧瘠之處，即便豐年，往往畝產不足二斛，即便力耕百畝，課稅之後，所余亦不足一家之用。是以京兆、馮翊，官宦、大戶多侵民田，民無以為生，只得附為佃客，甚至於賣身為奴婢；至於隴上諸郡，每逢荒歉，民必逃亡，多數為戎部或收留，或挾裹，戎勢乃漸強……”

裴該心裏正迷糊呢，心說我跟你說戎亂的問題，你為什麽跟我論起賦稅來了？直到聽聞“戎勢乃漸強”一句，精神方才一振。

就聽遊子遠逐漸說到了正題：“至於戎部，按制，凡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鬥，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雖較晉民為少，亦頗沉重。須知氐、羌雜胡多遊牧為生，少植五谷，無以應官家所需，只得販牛賣羊以實其數，中受商賈盤剝，亦無望飽食，一旦遭逢畜疫，必難求活。

“因此氐人，尤其是羌人，漸亦開墾荒地，轉牧為農，然而收獲甚少，仍難足數。戎部大者，其酋大往往私賄官吏，少計戶數，則其情與官宦、大戶不課田者略同，晉戎百姓，乃多依附為奴，以逃賦役。而其小者不能為此，便難免有鋌而走險之事發生了。

“查今天水、略陽二郡亂戎，多是零星小部。至於其大部，臣此前西行撫戎，除其苛役，並請明公授以名爵，暫時不會為亂。”

說到這裏，略略一頓，又道：“無論晉戎，之所以為亂，都是為苛政所逼，走投無路下方始揭竿求活罷了。倘若實有野心，欲謀割據，則此際作亂，非其時也。”

裴該連連點頭，心說遊遐分析得很有道理。實話說從漢末直到北魏前期，西北方向的各部戎亂就幾乎從未停息過，三五年便會來這麽一場，而且往往聲勢浩大，動不動便可嘯聚二三十萬亂民。自己才得秦州不久，就碰上這麽一場戎亂，原本也在情理之中——即便沒有裴粹的肆意妄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