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四章 齊國的路（二）（第2/3頁）

其二，在官營經濟之外的私營經濟，一定要發達，使得民眾大量的交換，才會導致缺錢，然而售賣糧食。

其三，民眾經營土地，一定要有利可圖，擁有除去租稅和自己吃的那些後的盈余，只有這樣，才能夠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才能夠使得君王所獲得的山海的所有權掙到足夠的錢，並且這些錢可以轉化為君王想要的東西。

針對這三點，田和仔細研讀，也終於明白了這三點內容引申出來的種種變革手段和體系道理。

針對第三點，也就是民眾經營土地要有盈余這一點，這是基礎，也是重中之重，因為農業是工商業的基礎，所謂“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

對於這一點，管仲提出的手段有兩個，相輔相成。

一個是相地而衰征，也就是考核土地的肥沃程度，制定不同的稅收標準，形成差級地租。

而要形成差級地租，又需要做到“與之分貨”。

與之分貨，也就是用“實物地租”代替“勞役地租”，在齊侯直轄的範圍之內，取消“公田”制度，將土地分給民眾、所有權仍屬於君主，以此取締民眾“公事畢乃敢治私”的勞役地租，用實物地租取代，激發民眾的積極性。

放眼天下，秦、魏等地的變革，基本上都是一樣的套路，而這個“與之分貨”的辦法之所以不能在更早的時代實行，其實本質是還是墨家所謂的“九重樂土”之中的“善政”之意：生產力不足這樣的制度在更古的時候就是惡政，也就是墨家辯數中的“在”——堯的政策我們看著好，是因為我們站在現在去看堯那個時代，所以他可以治理，但如果堯的政策放到現在，他不但治理不能還要變成惡政。

之所以“千耦其耘”，是因為生產力低下，不這樣就無法有效的剝削。管仲認為齊桓時代的生產力水平，已經完全可以放棄千耦其耘的勞役地租，用差級地租和實物地租取締勞役地租。

齊桓公死後，齊國內亂許久，五公子之爭以及隨後的田氏之亂，都讓齊國這百年的時間不進反退，根本無從實行這樣的政策，也無足夠的基層官吏去推廣，加上齊桓公一代雄主都無法遏制貴族不得不分權高、國兩家，這一切美好的想法也只能停留在理論上。

既然說這是一套體系，自然有與之配套的內容。

在解決了農業問題之後，便要解決工商業的發展，以及由此產生的貧富差距等問題。

對此，齊國的學術派認為在征稅上，要注意以下幾點。

“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

也就是說，如果征收房屋稅，會毀壞房屋。

如果征收六畜稅，會限制六畜繁殖。

如果征收田畝稅，會破壞農耕。

如果征收人頭稅，會導致絕育。

如果按照一家一戶收稅，這又等同於在優待富豪大戶。

這五種稅的例子，是說國君可以收稅，也可以根基稅收的種類，來對國家經濟進行調整：想鼓勵養馬，那就不征收馬稅；想要促進人口增加，那就攤丁入畝取消人頭稅……

靠稅收政策調節經濟偏重、同時依靠國家管控“民之通貨”和“民之司命”來宏觀調控物價，使得經濟發展、君主手中的錢財可以獲得更多的實物。

此外，齊國的經濟學派認為，“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夫民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不行則國之不治，貧富不齊也。”

也就是說，在稅收上，還要考慮到貧富差距的問題，要靠稅收來調節貧富差距，實行累進稅。

比如收取喪葬稅，厚葬的人就需要繳納更多的稅，因為他有錢而且不差這點錢；薄葬的人就收少量的稅，因為他沒錢。

比如根據房屋的豪華程度征收賦稅，將這些賦稅添加到間接稅中，比如山林屬於國君所有，那麽誰家用的房梁粗大、用的棺木厚重，那肯定要買大木頭，所以大木頭的價格要比小木頭的貴幾十倍。

這樣，就可以實行直接累進稅和間接累進稅，利用稅收調節貧富，利用貨幣和糧食管控物價，使得貧富差距不至於太大，也可以使自己手中的財富更多。

為此，齊國的經濟學派認為還已經設立“統計局”，這時候的名字叫“國軌”。

“國軌”的職責如“某鄉田若幹？人事之準若幹？谷重若幹？某縣之人若幹？田若幹？幣若幹而中用？谷重若幹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余若幹？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幹？以功業直時而櫎之，終歲，人已衣被之後，余衣若幹？別群軌，相壤宜。”

“國軌”統計局不但要進行各個地方的統計匯表做政策調整的依據，還要注意保密，所謂“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