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青壯派

斟酌了一下用詞，蘇良說道：“雖然我對曾經發生的事情有愧疚之意，但是不要指望這種個人情緒會影響到我在公事上施加助力。何況，我不知道你為何而來，代表誰而來，當然，我也不想了解。”

對蘇良的反應，胡遠勝顯然早有準備，他沉吟了一下說道：“其實我的心裏依舊恨你，也根本不想跟你打交道，只不過，一切為了大明！”

他從懷裏掏出了一個黑色塑料外皮的小本，在蘇良面前打開。

映入眼簾的是大明的金色日月國徽，下面有胡遠勝的一張小照片，而在國徽與照片之間，有一排大字。“大明帝國通政司。”

在胡遠勝的照片下面，還有一些小字的個人介紹。

由於照相機的出現，現在許多人想要偽裝成其他人非常困難。

更讓蘇良放心的是，這種工作證的塑料外皮，目前只有少數幾家工廠會生產，其他人根本不可能仿造。

看到這個工作證，蘇良感到了一種滑稽。

他怎麽也想不到，胡遠勝這個曾經被文官集團作為標杆的年輕人，現在竟然為通政司服務。

通政司雖然半隸屬於外交部，但是這只是為了方便在外人員管理，實際上在整體編制方面，通政司更多的行政事務歸屬於國防部。

也就是說，通政司現在應該算是文武相爭的武之一邊。

見蘇良這副表情，胡遠勝的臉上也露出了一絲懊惱和尷尬。他解釋說道：“你被責令返回西洲，有所不知，薛河東在去年去世了。”

六年前，蘇良與胡遠勝的官司之所以會愈演愈烈，主要就是因為時任禮部尚書薛瑄薛德溫在背後發動輿論攻勢。

薛瑄與於謙，解禎期是同期進士，當時解禎期狀元，薛瑄榜眼，於謙探花。

而這一期進士，也是有明一代，人才濟濟的一期。

薛德溫雖然在官職上最高只做到了禮部尚書，但是其人是繼曹端之後一代儒學大家，在北方開創了“河東之學”，門徒遍及山西、河南、關隴一帶，蔚為大宗。

在思想上，此人以復興儒學為己任，對朱瞻基重商輕儒，扶持真理教頗為不滿。認為重商引發民眾趨利，輕儒導致民風敗壞。

在為官方面，他清廉律己，而且勤政愛民，在民間官聲頗佳。

作為明代有名的理學大師，薛瑄推崇程朱理學。

不過他雖然在思想上同程朱理學一脈相承的，但又並非程朱理學的簡單延續，而是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程朱理學。

為了對抗道教和佛教，他在“理無窮，故聖人立言亦無窮”的思想指導下，棄舊圖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義思想傾向的觀點，對近年興起的理學唯物主義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導作用。

而且他還創立了儒家實學，發表了“人於‘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時隨處省察於言行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心使一念一事皆出於實，斯有進德之地。”以及“為學不在多言，亦顧務行如何耳！”的言論。

他在強調行的重要性的同時，也肯定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如論：“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觀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合者，終未免有差也。”

“復性”說在薛瑄理學思想體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雖積極維護程朱的“道統”觀念，本質上仍然是唯心主義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義觀點。

如就“性”的本源來說，朱熹認為“性”是天賦，來自先天；而薛瑄則認為“性”是“理”，主要形成於後天。

在對“復性”的具體解釋上，朱熹指出，“復性”就是要恢復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卻不然，他說“復性”就是要按理視、聽、言、動。薛瑄的“復性”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朱熹“復性”說的修正和完善。

由於薛瑄力倡“實學”，並一生躬行實踐，所以他的學說被時人稱為“篤實踐履之學”，他本人被譽為“實踐之儒”。

不過，因為朱瞻基重視真理教，只將儒學作為思想奠基，所以薛瑄這一生，總的來說是不盡如人意的。

他在晚年掀起了儒家正宗之說，批判真理教學術只能為用，不能為體，“體應大於用”之說，在民間引起了不少學術之爭。

如果僅僅在學術上進行辯論，朱瞻基能夠忍他，因為朱瞻基很清楚，薛瑄說的是對的。

真理教實際上就是應用科學，應用科學可以發展經濟，卻不能充實人心。

大明想要長久穩定，離不開儒家的學術影響。

但是儒學可以為體，卻不能為用，真要以儒學為用，大明又會走上歷史的老路。

所以薛瑄將學術之爭，引到官場之上，並且人為地對不同官員進行派系劃分，這就是朱瞻基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