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教皇獲得羅馬的絕對統治權和教會政府的建立(1500—1590 A.D.)

梵蒂岡靠著輿論的力量才能發出宗教的雷霆之聲，要是輿論為理性或熱情所取代，雷聲就不能發生效力，只能在天空隆隆作響，毫無依仗的教士就會受到貴族或平民對手無情的迫害。但是，在他們從阿維尼翁歸來以後，聖彼得之鑰便受到聖保羅之劍的保護，羅馬在一座固若金湯的要塞控制之下，威力強大的火炮對暴亂的群眾是最有效的鎮壓工具。打著教皇的旗幟組成一支正規的騎兵和步兵部隊，他有金額龐大的歲入可以供應戰爭的需要，可以從範圍廣大的領地，派出一支由懷有敵意的鄰人和忠心耿耿的臣民組成的軍隊，前去平息一座城市的反叛。[428]自從費拉拉和烏爾比諾兩個公爵領地合並以後，這個教會國家的疆域便從地中海延伸到亞得裏亞海，從那不勒斯的邊界擴展到波河。早在16世紀時，這個廣袤和富饒的國家絕大部分地區，就已經承認了羅馬教皇的合法權力和世俗統治。他們的權利可以從黑暗時代真正或傳聞的捐贈中推算出來，在他們最後定居之前所進行的一連串行動，會使我們深入了解意大利甚或歐洲的事務。亞歷山大六世的無恥罪行、尤利烏斯二世的軍事行動、利奧十世的開明政策，這些都是那個時代最高貴的歷史學家從事著述的題目。[429]從發起攻勢的早期直到查理八世的遠征行動，教皇不斷與鄰近的君王和城邦搏鬥，無論對手的實力與他們概等或是不及，他們都沒有落於下風。但是等到法蘭西、日耳曼和西班牙這些君主國，用強大的武力爭奪意大利的主權，教皇便開始用計謀彌補實力的不足，交替運用和戰兩手策略，來掩飾自己強烈的意圖和長期的願望，那就是一心一意要把蠻族趕到阿爾卑斯山的另一邊。梵蒂岡微妙的平衡經常被歐洲西部和北部的士兵破壞，這些人團結在查理五世的旗幟之下。克雷芒七世的政策軟弱而多變，使得他自己和國土全部暴露在征服者的面前無所遁形，羅馬遭到一支毫無紀律可言的軍隊蹂躪達7個月之久，他們比哥特人和汪達爾人更為貪婪殘暴。[430]

經歷如此慘痛的教訓以後，教皇幾乎已經得到滿足的野心有所收斂，重新扮演起普通父親的角色。除了發生過一次魯莽的爭執，基督的代理人武裝起來，與土耳其的蘇丹在同一時間對付那不勒斯王國，[431]此外都盡量避免任何攻擊性的敵對行動。法蘭西人和日耳曼人最後還是撤離戰場：米蘭、那不勒斯、西西裏、撒丁尼亞以及托斯卡納沿海地區，都被西班牙人用重兵占領。從16世紀中葉到18世紀初期，意大利一直維持著和平與附屬的狀況，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幹擾，這倒是符合西班牙的利益。正統基督教國王的宗教政策用來統治和保護梵蒂岡，偏見和利益使他在發生爭執時，都會支持君主反對人民。自由的朋友或法律的敵人，並沒有從鄰近的城邦獲得鼓勵、幫助和庇護，反而被放在專制的鐵圈之中從四面嚴密看管。長期的服從和教育所養成的習性，能夠改變羅馬豪門和平民犯上作亂的風氣。貴族忘記祖先的武力和黨派傾軋，在不知不覺之中成為奢華和政府的奴仆，他們不再拿產業的收入來維持一群門客和部從，而是將之消耗在領主的私人花費上面，在使生活歡樂的同時也降低了自己的實力。[432]為了修飾和美化他們的府邸和禮拜堂，科隆納和烏爾西尼要相互競爭一比高下，古老而輝煌的氣派只有教皇家族的暴發戶能夠媲美或超越。羅馬聽不到自由和爭論的聲音，這裏不再出現奔騰的急流，光滑如鏡的湖面反映出怠惰和奴役的景象。

教士的世俗王國會使基督徒、哲學家[433]、愛國者同樣感到憤慨。羅馬極其崇高的地位、執政官和凱旋式的回憶，更加深了受到奴役的痛苦感受和羞辱心理。要是我們能夠平心靜氣衡量教會政府的優點和缺失，就當前的狀況來看，可以贊許這個溫和、清廉和寧靜的體制，免於少數派的危局、年輕人的沖動、奢侈的浪費和戰爭的災害。但是這些優點卻被平均約7年一次、選出一位不是本國人的教皇的行為所抵消：一位“年輕”的政治家開始治國時已有60歲，處於生命和能力的衰退時期，短暫的統治無論花費多大的心血和努力，都沒有完成的希望，更沒有孩子可以繼承他的權力。成功的候選人來自教會甚或修道院，教育和生活的方式會對理智、人性和自由產生反感。處於奴化信仰的羅網之中，他學到要相信最荒謬的東西，尊敬最可鄙的對象，對於人類理性所推崇的一切事物都抱著憎惡的態度，要把過錯和失誤當成罪行嚴加懲治，要把苦行和禁欲當成美德賜予重賞，要把按日期紀念的聖徒[434]置於羅馬英雄和雅典哲人之上，要把彌撒書和十字架看成比耕犁和織機更有用的工具。履行駐外使節的職責，或是列入紅衣主教的階級，總會獲得一些外在世界的知識，但是原始的瑕疵還是附著在思想和舉止上面無法擦去；通過學習和經驗可能會對執行聖事的神秘感到疑惑，但是作為僧侶，對自己倡導的教義總會堅持偏頗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