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六、奉張就任安國軍總司令

北方局勢混亂，北洋軍閥各自為政，而國民革命軍北伐又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各省勢若破竹，北京政局風雨飄搖，兼代內閣總理杜錫珪積極求去，15年10月5日財政總長顧維鈞兼代閣揆，他本是外交能手，可是當時政局動蕩，外交棘手，因此他代揆一月余，竟無建樹。遂於11月9日分電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閻錫山、張宗昌各巨頭，請各方共發宏謨，早定國是，自己願意及早引退，顧電雲：

“盛京張雨帥、鄭州吳玉帥、南京孫馨帥、太原閻百帥、濟南張效帥勛鑒：維鈞樞務兼權，忽已逾月，雖冰淵之自矢，愧建樹之毫無。回念視事之初，內則中樞局面，斷續堪虞；外則交涉問題，聯翩俱至。苟不預謀因應，力固本根，則友邦觀察或致轉移，波折一生，挽回匪易。當茲稍縱即逝之機，遂忘舉重不勝之戒。大任相屬，欲避無從，典職以來，適值中法、中日、中比商約，各屆改訂之期，全國官民痛心從前不平等之束縛，疾首攘臂，一致高呼，自應外察世界之潮流，內顧國權之剝喪，艱難不避，黽勉相從，叠經分別提案，鑒定步驟，依次施行。總期於邦交不起無益之糾紛，於主權不受絲毫之侵蝕，區區此志，可誓長河。今者除中法、中日滿期各約，業經發送文書交換意見，前提已有端倪外，中比舊約，業於本月六日，正式聲明我國態度，靜候友邦賢達之反省。維鈞空拳徒張，告茲段落。深維心力疲憊，竊願早獲退休，再事因循，實難支柱。此須求諒於邦人君子者也。抑尤有不能已於言者，對外交涉，固恃有激昂之民氣為後援，尤賴有健全之政府為主宰。今日中央政局瑟縮飄搖，不言可喻。在我縱欲粉飾高墉，而在人早已洞穿後壁。一遇交涉發生，每致恃為口實。例如關稅會議，各方久願觀成，迄今尚難就緒。推厥原因，無非借口於政局無常，號令之不一，維鈞口雖博辯，心實懷疑。又如首都政費，不名一錢，官吏饑寒，師儒窮困，萬民愁嘆，百業蕭條。顧以書迂數輩，夾持其間，縱摩頂捐踵，於國事初無裨補。諸帥望重鬥山，手操筦鑰。雖或以羽書旁午，或以謙退為懷，對於中央政局，有愛莫能助之苦衷。而中央因此，乃有墜不及淵之窘狀。維鈞以身許國，何敢告勞。惟似此情形，在個人之負疚猶小，而國家之陷溺彌深。所冀諸公共發宏謨，早戡國是。維鈞立可進而讓賢，退而補拙。匪曰表暴，純出悃忱，惟希藎察，實深大願。臨電無任惶恐待命之至，顧維鈞。佳。印。”

這時候，革命軍先後底定湖北、江西、福建，四川的楊森亦受命為國民革命軍的第廿軍軍長，長江半壁已經是革命軍的天下，馮玉祥、張之江也在西北響應。馮玉祥在北伐軍進攻湖北時由俄返國，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同時馮軍進占了潼關。

對於北洋軍閥，這真是生死存亡關頭，15年11月10日張作霖由奉入關，抵達天津。事實上，長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是奉系，它兵多、械精、餉足，只有奉張堪與革命軍一戰。因此當張作霖抵津後，頓成各方矚目的大新聞。對張作霖來說，他所面臨的是千頭萬緒，如：

第一、北京政權問題，在此以前北京政權是吳佩孚所擁立，現在吳佩孚已成強弩之末，自顧尚來不及，當然無余力照顧北京，因此北京的政權究竟擡段祺瑞？擡王士珍？抑或張作霖自取？

第二、過去抵擋北伐的革命軍是吳佩孚首當其沖，吳敗後由孫傳芳獨擋一面，現在孫軍五省地盤已失其二，革命軍再前進就到了北方，為了保全北方，援助吳、孫已刻不容緩，可是援吳、援孫已高唱了好幾個月，俱是紙上談兵。現在再沒有行動，就會火燒眉睫了。

第三、防範西北軍（馮玉祥系）再起，這是心腹之患，馮玉祥曾一度到了包頭，正在陜甘一帶活動，西北軍的活動對北方大局有關鍵性的影響，也必需妥為部署。

奉張抵津的第三天，11月13日下午6時張宗昌由濟南

來津。14日下午2時張作霖召集奉直魯各軍的中上級軍官在蔡家花園開軍事會議，決定按照一個月以前的預定計劃，由津浦、京奉兩大幹線南下，直魯聯軍歸張宗昌、褚玉璞指揮，奉軍由韓麟春指揮。不過魯軍是否直下浦口？抑由徐州轉隴海路入豫？尚在未定之天。而吳、孫對於奉魯赴援持何種態度，亦是奉、魯出兵的先決問題。張作霖本意是坐以待吳、孫求援，而吳佩孚雖困處河南，就是不肯開口乞援；孫傳芳在江西、福建未失陷前也不曾求助，現在情勢變了，孫傳芳的代表楊文愷在天津向張作霖表示孫的態度是一切悉聽奉張主持，但是吳佩孚卻仍咬緊牙關，打落牙齒和血吞，不願求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