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學潮結合政潮（第2/4頁）

另一組在葵橋下車的學生至美國使館求見美使，因美使生病，特令書記官代見，學生投遞了陳述書，美使館代表答允立即電達美國政府和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學生們辭出後即轉赴瑞士使館，被日警所阻，不得入內，當即推舉代表進入使館投送陳述書。然後到俄國使館，俄使出見學生說：“本國連巴黎和會都未派代表出席，大使對諸君行動雖極同情，可惜力不從心，勢難相助。”

這一組學生順利地完成了到美、瑞、俄三個使館請願，大家都激動地說：外國使館還讓我們請願，為什麽中國使館竟閉門不納，不理不睬，實屬可惡，我們到日比谷會合的時間尚早，不如轉去中國公使館請願。此議一出，全體贊成，於是大家情緒非常激昂，整隊浩浩蕩蕩直趨中國公使館。

不料將抵中國使館不遠，忽然來了大隊日本軍警，馬步蹀踱，刀劍森林，不問情由，奔向學生前隊，索取國旗。執旗前導的是山東學生杜中，勢孤力弱，竟被擊倒，不但國旗被奪，而且身受重傷。小學生李敬安年才10歲，亦被沖倒，日本警察還跑過來用腳踐踏他的腹部。

這一隊也被沖散，且傷痕累累，學生們且戰且退，只得四散奔逃，逃到中國青年會和另一組會合。可是兇橫的日本警察追蹤而至，闖進了青年會，強迫學生立即解散。

事後查明，兩組學生共被日警捕去了36人。當由青年會幹事馬伯援召開一次臨時善後會，籌議辦法，同時向中國駐日代理公使莊景珂及留學生監督江庸交涉，請他們立即和日本政府交涉，釋放被捕學生。莊、江兩人竟置之不理，學生們氣上加氣，幸而馬伯援願意奔走，親赴日警署探問，查出被捕學生在麴町區警署的有23人，在日比谷警署的有11個人，在町警署的有兩人。經馬氏的奔走，5月8日在麴町區警署的23名被捕學生被釋，至於在日比谷警署的被拘學生，因日本報紙登載有胡俊同學用刀砍傷日警，不應釋放，而胡俊在日比谷警署中，應移東京監獄治罪，所以一再拖延到5月14日才全部釋放。

東京事件震動了國際，對國內的愛國運動尤其是一種鼓勵，請想一想愛國運動就是反日運動，而反日行動由留日學生在日本發動，如此壯烈，實在令人感動萬分，所以這一事件更堅定了全國的反日愛國運動。

上海總商會且發動不買日貨運動，廣州則組織國民外交後援會。

北京政府的處境真是焦頭爛額，巴黎和會無力應付。日本對山東問題毫無放手的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學潮遍及全國，加上南北問題，上海的和談陷於僵局。就是在北京，皖系和安福系雖然二而一，一而二，但徐世昌和舊交通系聯成一氣，外而拉攏直系甚至南方。這一切的一切，都顯示當時的中國是個四分五裂，困難重重的局面。

北京的學潮，在段祺瑞來說是非常震怒的，他指使安福系分子，大理院院長姚震提出，必須查明為首滋事學生，依法予以制裁。同時授意安福系閣員，必須整頓學風，首先撤換北大校長蔡元培。其實蔡早已提出辭職，但教育總長傅增湘已予拒絕，現在段要政府免蔡的職，傅自然也反對。他氣憤地說，如果政府一定要這麽做，他就以不副署免職命令來對付。傅增湘是四川江安縣人，是個書香世家，他在北京政府中比較超然，段對他本來很器重，由於處理學潮案使他和安福系中間極不愉快，他也有掛冠求去的意思，而安福系也醞釀罷免傅同時改組各大專校，派安福系的人去擔任各大專校校長，以加強對學生的控制。5月9日蔡再度留下辭呈出走。北大學生議決“停課待罪”，以表示堅決挽留校長，北京各大專學校校長繼蔡元培之後全體辭職，以示態度一致。

段祺瑞憤怒地指責錢內閣無能，應付學潮太過軟弱無力，傅增湘包庇學閥，所謂學閥就是蔡元培。他的指責開始了安福國會的倒閣運動。

錢能訓雖然近乎無能，但局面復雜又微妙到這種地步，他也實在無能為力，他去見徐世昌請示行止，徐要他去找段。5月9日錢能訓去見段祺瑞，表示願意下台，請段推薦繼任人選，段內心很想讓安福系領袖王揖唐出而組閣，不過卻不好意思正式提出。

這時北京政府完全是真空狀態，因為外交總長陸徵祥在巴黎，交通總長曹汝霖被學生示威嚇破了膽，躲在東交民巷和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在一起，傅增湘也準備辭職，代理外交總長陳箓不敢到部辦公，5月9日各國公使到外交部探詢中國局勢時竟無人接見。

學潮蔓延成全國性，學潮又和政潮混合在一起，使得政治危機愈益增加。

9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成立了學聯，不久天津、上海、武漢以及全國的主要城市也都成立了學聯，並在上海成立了全國學聯會。全國的工商界人士則發起抵制日貨，組織救國儲金。上海還成立不計其數的“救國十人團”，隨後集中成立了“中華救國十人團聯合會”。北京學生們則組織若幹演講隊，以宣傳講演進行反日救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