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一、梁士詒和請願聯合會

袁稱帝以前，北洋政治上的暗潮是粵系、皖系之爭，所謂的粵系，是梁士詒系，又稱交通系；所謂的皖系便是楊士琦系。梁士詒在民國元、二、三年間，在袁的下面實在是一個權威人物，等於是“幕後總理”，因為他是總統府秘書長，總統和國務總理之間的橋梁，承上啟下，呼風喚雨，加上他又有實際的財政大權，因此他確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他給財政專家的熊希齡總理難堪，使楊度和楊士琦的交通總長先後流產，因此，當時的北京官場，如果走不通梁士詒的路，做官的前程便有限了。

可是，他的勢力愈大，其反對力也愈大，兩楊就是主要的反粱力量。兩楊是楊度和楊士琦。據說當約法會議石開時，袁世凱頗有意思把議長一席給梁士詒，楊度卻在一旁淡淡地說了一句：“燕孫是國民黨首領，國民黨支部遍布全國”。袁馬上臉色沉重地說：“他不合做這事。”楊這一支暗箭恰巧報了熊希齡組閣時，楊擬任交通總長，被粱冷冷地向袁說“皙子對交通外行”，便把交通總長的帽子打落了的舊怨。

民國3年初，總統府中粵、皖兩系明爭暗鬥甚為激烈，3月間楊士琦曾公開發表談話如下：

“別人罵我黃老主義，我實在無所謂。這和前清時有人罵我是袁黨一樣。那時，項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楊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馬上走。張文襄竟說：‘兩柱雖移植其一，中間則仍留一線。’兩柱指項城和慶邸，我是傳達消息的一線。武昌起義後，派我當議和代表，我以為非共和不足以渡難關，而共和必無良好結果，所以我辭職不幹。過去兩年間，我住在上海，或者就是實行黃老主義的時期。項城再三電召，我為著老朋友的關系，既來則安，對於做官不做官的問題，更無所謂，既無做官的必要，亦無不做官的必要。前次梁秘書長發誓不做部長，我才答應擔任交通總長。別人罵我是皖派領袖，我就是皖派領袖好了。”梁士詒以交通為基礎，而實際上則掌握財政大權。當時北京政府雖有財政總長，可是財政大權都集中在總統府內的財政會議。這個財政會議由袁為召集人，而粱則為實際主持人，熊內閣垮台後，財政權更集中到總統府了，甚至連收支一切多由總統批定。有一天，袁對梁說“財政窘迫若此，交通部總要幫個忙才好。”梁答：“請總統吩咐，要多少才夠？”袁說“每月總須有四五十萬才夠。”梁答：“那麽就是五十萬好了。”從此交通部每月便按時如數繳出。

梁的力量大，反梁的力量也大，反梁的策略是迎合袁的心理，捧徐世昌出來做國務卿，因為內閣制破滅後，請出總統的老朋友做國務卿，則總統府秘書長的地位便完全落空，這是打擊梁士詒最好的一個辦法，也是一著絕妙好棋！

所以，梁士詒雖然權重，可是處境也很危險，這可於一段剪報和梁的父親一封家書中看出。

這份剪報是香港《字林西報》的一篇專稿，描寫梁的權力，全文如下：

“中國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為袁總統，而將來所恃以存在者，實為梁秘書長。梁士詒者，在中國財政上最有勢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賦性堅定，才具極圓滑，不喜大言高論，但求著著踏實，步步為營，以至水到渠成，一舉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極似袁總統之生平。總統府中，重大財政事項，袁總統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軍者，袁大總統為前路先鋒，梁士詒為其後路糧台。彼又得最好接濟之交通部，富源無窮。周學熙去後，彼已運其妙腕，至於財政部，近且大見成功。且更進而著眼於全國實業。現在實業開放政策實倡始於梁士詒。熊希齡等不過隨聲附和，而收其功者仍為梁士詒。故吾人論中國財政上之實權，除梁士詒外，殆尋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詒財政上之勢力，非唯於國內占到實權，且於國際上更據有最高之信用，近來各種借款，雖名義上為某某簽押，而內幕皆有梁士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詒一經手即完全成功。蓋梁士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總統之資格，而對外又能迎合實業投資之趨勢，故任其所往，無不如意，在中國政界，或有議梁士詒事權過重，甚或有謂袁總統大權旁落者；語雖不無近似，然曾不思中國財政上若無梁士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撐，恐袁總統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響。外人之信用梁士詒者，此亦為一最大原因。總之今日世界各國政治上之勢力，財權幾占全部，兵力不過其殘影，此論若無謬論，則中國繼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財權，即繼袁總統而統治中國者，必梁士詒。此梁士詒所以為中國政治上最有望之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