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蹂躪民主

當民國2年正式國會尚未成立前，各政黨對於憲法起草問題意見頗不一致，大別之有三派：第一派是國民黨的主張，認為憲法的起草和制定，是國家主權攸關，當然是國會的職責。依《約法》的規定，國會成立後，應由國會選出起草委員編定，經參眾兩院議決。第二派是梁啟超等所倡導，而為當時十八省都督及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所贊成，此派主張由政府組織憲法起草機關，以現在臨時參議院、各省都督、各政黨和總統府所派的委員編定憲法，提交國會議決；第三派為袁系的主張，認為現時政黨意見不一，政府設法由大總統直頒憲法起草命令，布告全國，以免政爭。正式國會成立後，由於國民黨在參眾兩院都獲得壓倒的多數，因此，國民黨主張便獲得勝利，兩院選出了憲法起草委員，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中，國民黨的委員占了大多數。

當憲法起草在進行中，袁世凱對於行將制定的正式憲法最引為深慮的是兩個問題：一是大總統任命國務員有沒有必需獲國會同意的必要；二是大總統有沒有解散國會的權力。袁認為過去一年多的經驗，內閣曾三次改組，每一閣員的任命胥經國會同意，議員則多方留難，因此，袁認為正式憲法中，應該取消國會同意任免閣員權和總統有解散國會權。

袁的這兩個問題自然遭到國民黨的憲法起草委員的猛烈抨擊，這時恰遇到二次革命，袁政府和憲法起草委員會乃發生更尖銳的沖突。2年8月中旬，起草委員徐秀鈞首被逮捕，並被解往九江槍決。8月27日政府復捕去國民黨籍之參議員朱念祖、高蔭藻、張我華、趙世鈺、丁象謙等五人，和眾議員常恒芳、褚輔成、劉恩格等三人。內中張我華、趙世鈺、褚輔成、劉恩格四人為憲草委員。其後褚輔成、朱念祖被解往宿縣，常恒芳解往安慶，趙世鈺等五人羈押於天津，至國會解散後始獲釋。褚輔成和朱念祖在袁死後，國會復活才與常恒芳同時出獄。袁解散國會後，更有徐鏡心被殺於北京，段世恒死於陜西。這是一頁非常痛心而悲壯的民主奮鬥血淚史，袁世凱為了議員們不聽從他的意見，而采取的暴行中，統計憲法起草委員被殺的有三人，被捕的有四人，實在是我國立法史上最慘的一幕。

袁世凱在憲法還在起草時，就使用卑鄙的手段以達到他個人予智自雄的目的。他心目中從不知民主為何物，同時他要求憲法符合他的意旨是假定他可以終身擔任總統，因為他所爭的不是國民的希望，也不是國家的需要，而是他在擔任總統時的方便！

民國初年的政治，很多地方令人泣笑皆非。前面已提到政黨的組成，好些人一身兼好幾個黨，好些人今天是這個黨明天便是那個黨。尤其是國會的議員，有價有市出賣，今天賣給甲黨，明天又賣給乙黨，於是有好事之徒擬了一份賣身契文曰：

“末員某甲，今以本身所買得之議員一名，賣與貴黨，連皮帶骨，一概不留。自賣與貴黨之後，任從貴黨為非作歹，本員無不服從。”

這個賣身契，實際說來仍是外行所寫，因為那些賣身議員，以賣一回最為笨伯，老猾的多是分作無數次賣，或同時兼賣五個黨，賣完之後一律脫黨，自名為厭棄黨爭。所以當時有人看了上面那份賣身契，竟連皮帶骨一齊賣，全謂為尚有良心，是三代以上的人物。據說賣身的人第一次收錢到手時，向掮客所作的第一句客套話是：“何必客氣！”於是，當時北京的應酬場中，只要有人說一句何必客氣，一定引起了哄堂。有人看到當時情景，憤慨萬分，曾感慨地說：“今日共和，賣國的價錢比從前便宜多了。”別人不解其意，問是何意。其人曰：“當前清時，有個英國人曾說：我們不必和中國打仗，就能把中國土地利權占盡，我們只要匯豐銀行一家就辦得到。因為你們中國的一個知縣官，只須八千兩銀子就能捐得到，這樣算起來，把全中國的州縣買盡，至多不過千萬元，香港上海匯豐銀行隨時可以拿出這筆錢來。如今，中華民國要選舉正式大總統，依選舉法，只須四五百張票，聽說每張票一萬元，買四五百張不過四五百萬元，這個數目買一個大總統，統理全中國，豈不比買全國州縣官要便宜得多嗎！”

當時的北京，議員們成了豪客，本來北京馬車不多，這時議員十之八九坐馬車，且多為自備馬車。舊時北京請客，尋常酒席不過八元十元，這時北京一席20余金以上，議員請客多在六國飯店、北京飯店、昌德飯店。議員納妾亦成普遍現象。至於八大胡同的熱鬧，也是庚子以後所未有。名花如姚蓉初、金小菊皆被人藏之金屋。俱樂部是洋玩意，北京本來沒有，這時卻極發達，遍處皆有俱樂部，作為政客們應酬和團結本黨的聯歡地方。上海的名花亦多由南來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