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構陷陰謀未果洪唆使應對宋“乘機下手”（第4/5頁）
2月22日函是洪述祖第五次催促應夔丞提供“宋騙案”材料。此後大約有兩個星期，洪述祖沒有函電給應夔丞，直至3月6日，洪述祖才又自天津向應夔丞發出如下一函：
夔弟足下：近日疊接下關所發二月廿五號各信（計五件，並《民強》領紙），又接上海順德裏信，又駐滬巡署信計二件。此刻內中財政萬窘，而取之法，手續不甚完好。如除鄧一案，須將其反對各報先期郵寄，並如何決議辦法（此刻近於無征不信），並可在《民強》登其死耗，方是正辦。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無有，連抄本亦未到，殊難啟齒。足下明眼人，必須設一妥法（總以取印件為是）；或有激烈之舉（譬如鄧系激烈，似較好辦），方可乘機下手也……屬《民強》逐日寄我一份為盼（交妥郵，今年陰歷正月起）。觀川啟。三月六日。[141]
此函乃宋案證據中最關鍵之函，其內容已不再只是催促應夔丞提供所謂“宋騙案”材料，而是出現了關於“除鄧”一案的表述。此案在宋案證據中僅此函提到過，案情不明。時人對宋案證據的各種解釋也多不及此函，似乎此函與宋案關系不大。惟《民立報》曾分析道：“此函所雲‘除鄧’，未寫明何人，然以事實揣之，必為《中華民報》鄧家彥君。鄧君主張激烈，不畏強禦，其為袁、趙所忌無疑。然殺鄧君而以殺耗登《民強報》，《民強報》詎肯為之作此大逆機關乎？是又太忍矣。”[142]《民立報》國民黨人顯然不知，《民強報》其實早已在袁世凱金錢支持下被洪述祖、應夔丞收買了。鄧家彥所供職的《中華民報》也認為：“此函所謂‘除鄧一案’者，自其語意觀之，當為鄧君家彥。”[143]不過，應夔丞後來在上海地方審判廳供稱，鄧“系鄧良財，因在外招軍，經其報告中央，由徐州軍官捕殺”。[144]洪述祖則於京師高等審判廳供稱，“除鄧”之函系趙秉鈞令其代發的，“趙總理曾對其說明鄧之名字，伊因日久忘記了”。[145]其實，細讀洪函中“除鄧一案，須將其反對各報先期郵寄”一句，可理解為：“除鄧”之前，“須將登載其反對政府文字各報先期郵寄”。既然可於各報發表反對政府文字，則“鄧”為文人而非武人可知，《民立報》推斷“鄧”為《中華民報》鄧家彥就有很大可能，因該報正是以登載激烈反袁文字著稱。不過，《民立報》和《中華民報》都只是就“除鄧”對象為誰而論，並未注意到洪述祖何以在此函中忽然提到“除鄧”一案。
由該函看，洪述祖是在收到應夔丞2月25日自下關所發各信，以及上海順德裏信、駐滬巡署信等一系列信件之後，在回復應夔丞時提到“除鄧”一案的，這就說明，“除鄧”一案在此前洪、應往來信件中很可能曾經提及，否則洪述祖於回信中忽然提及“除鄧”，應夔丞將不明所以。退一步講，即使洪、應此前往來信件不曾提及“除鄧”，應夔丞也一定對此事有所了解，否則洪述祖不會以“除鄧”這樣的機密事件為例，來向應夔丞說明如何從中央領款。
洪函雲“此刻內中財政萬窘，而取之法，手續不甚完好”，意思是，現在中央財政萬分困難，而我們取款的手續不甚完好，因此難以取款。緊接著，他舉例告訴應夔丞，應當如何做才能取到款。他說：“如除鄧一案，須將其反對各報先期郵寄，並如何決議辦法，並可在《民強》登其死耗（此刻近於無征不信），方是正辦。”也就是說，若要“除鄧”領款，必須將登載“鄧”反對政府文字之各報先期郵寄，並就如何“除鄧”提出辦法，“除鄧”之後還要在《民強報》登其死耗，這樣才好領款。洪述祖舉這個例子，是針對應夔丞遲遲未能提供構陷“孫黃宋”的材料而言，盡管兩者性質不一，但都以從中央攫取款項為目的，從中央角度講，都需要看到實際成效，方可給款。故洪述祖緊接著寫道：“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無有，連抄本亦未到，殊難啟齒。”所謂“印件”即“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等，既然原件、抄本都沒有，“殊難啟齒”向中央要錢。
接下來，洪述祖提出兩個辦法，供應夔丞選擇：“足下明眼人，必須設一妥法（總以取印件為要）；或有激烈之舉，方可乘機下手也（譬如鄧系激烈，似較好辦）。”前半句洪述祖仍然要求應夔丞設法取得“印件”，不論原件、抄件均可，這是洪述祖第六次催促應夔丞。但自從2月2日應夔丞於“冬電”中向國務院報告已向日本購買“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等材料以來，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中間雖經洪述祖一次次催促，應夔丞始終未能提供材料，洪述祖對此顯然已不抱多大希望，他甚至可能已經意識到了應夔丞是想“空手套白狼”。事情到此，本應有個了結，可洪述祖卻不這麽想，他需要向袁世凱有個交代，更主要的是他並不想放棄謀取私利的機會，於是頭腦中開始生出邪惡想法，筆鋒一轉，向應夔丞提出了另外一個辦法，即“或有激烈之舉，方可乘機下手也”，其實就是“或宋有激烈之舉，方可乘機下手也”之意。洪並舉例：“譬如鄧系激烈，似較好辦。”意思是，“鄧”這個人反對政府主張激烈，所以比較容易找到下手機會，而宋並非激烈之人，所以需要在宋“有激烈之舉”時，“方可乘機下手”。[146]不論“鄧”為鄧良財，還是鄧家彥，所謂“除鄧”“登其死耗”，均指置“鄧”於死地無疑。洪述祖以“除鄧”為例，向應夔丞指示無法提供“宋騙案”材料時對付宋教仁的另一辦法，已明確露出殺害宋教仁之意。而且，洪述祖自此以後給應夔丞的函電中，“關於提票之事，並無一語道及，可見毀壞名譽之意思，業已變更”，[147]殺宋之意，自茲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