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趙與洪應之疏離關系（第3/12頁）

雖然史實表明，趙秉鈞在前清時期便與洪述祖交往密切，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不承認，鼎革以後，趙、洪二人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逐漸疏遠起來。趙秉鈞說洪述祖到內務部後“向不曾辦公事”，“僅領幹修，不常視事”，又說“余不以部務屬洪，洪亦自稱不願拘於尋常公事”雲雲，基本與事實相符。[245]

更值得注意的是，趙、洪之間開始產生矛盾，關系逐漸變得很不融洽，其原因首先是洪述祖到部後“汲引私人，大受同事攻擊”，[246]讓趙秉鈞很不滿意。《民立報》曾詳細報道洪述祖在內務部的所作所為：

京函：內務部僉事陳以豐，系前清副都禦使陳名侃之子，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之私人。陳前在民政部時，聲名極為惡劣，是以此次補僉事後，先分警政司，警政司拒絕之，繼改職方、衛生司，又拒之。趙總長不得已，遂將陳派充會計科科員，陳又不願屈就，不知如何運動，竟得統計科科長，於是總務廳人員鹹抱不平，往質問次長榮竹農（即榮勛——引者）。榮答以此系總長之意。各員又往詢趙總長，趙大為愕然，當答以不知此事，即由電話詢之榮次長，問以陳以豐何以改派統計科長，何以與原分科之單不符。榮次長答以此系秘書洪述祖傳奉總長之話，並非次長所擅改。趙始知洪述祖攬權舞弊，撞騙招搖，頗為震怒，當宣言於眾謂：此次分科各員一律取消，聽候再行改派，以息人言。一面又下一命令，以後秘書不準傳話，所有公牘均以總長親自蓋章為憑。當時眾怒稍平，遂各散去。日來各司員秘密調查，洪述祖自開部以來，劣跡甚多，每日必在大李紗帽胡同醒春居為會議之地，有包辦科長之說，此次援引僉事至八人之多，實為內務部之一大蟊賊，非要求趙總長將洪撤退不可，恐風潮正未已也。[247]

其他各報也都紛紛報道並抨擊洪述祖。如《大中華民國日報》說洪述祖“到部後，攬權納賄，任意招搖，日在大李紗帽胡同醒春居、石頭胡同武林金並某孀婦處與某某等秘密談話，其聲名之惡劣，固通國皆知。旋以其私人陳以豐、陶洙、陶毅均位置僉事，以至引起闔署辭職之風潮。後又偽傳趙總長之面諭，欺蒙榮次長，復從中播弄是非，以至趙、榮不洽，榮之左遷蒙藏局，即由洪之傾軋也”。[248]《神州日報》“北京專電”則謂：“內務部僉事汪曾武等具呈於趙總長，控告秘書洪述祖劣跡多款，並謂其串通次長將總長已簽押之部令私自挖改，趙閱呈大怒，謂：‘誰敢改我公事，我定不答應。’洪懼，已逃往天津，趙已派員調查，再定辦法。”[249]此外，《亞細亞日報》說趙命洪“充內務部秘書，而意見終不洽。洪屢獻策於趙，趙不能納”。[250]《大公報》亦謂：“趙本鄙洪之為人，以敷衍唐少川之故，不得已而用之。洪自負多謀，屢屢獻策於趙，趙置不理，洪大為觖望，乃時時詈趙。”[251]這些都反映出洪述祖與趙秉鈞及內務部同僚關系緊張。洪述祖正是因為大受同僚及報紙攻擊，在內務部難以立足，這才請趙秉鈞派其至東南調查水上警察，從而與共進會會長應夔丞接上了頭。《民主報》說洪述祖“手段通天，挖抽公文之罪不惟不宣，且得優差而出，名曰暫避同官之譏評”，[252]指的就是洪南下“公幹”這件事。

另外，洪述祖在南北議和過程中，曾經起過一定作用，常以“革命元勛”自居，但鼎革後職位卻無變化，只是由前清民政部秘書改為民國內務部秘書而已。這讓洪難以接受，因此“鄙秘書事，小居恒怏怏，不理部事”，而趙“亦心鄙其人”。[253]故洪“平日在部辦事之日甚少，其蹤跡頻奔馳京滬間，車站往來人物表中，一月恒見其姓名，可以證之”。[254]以上情形在前引趙秉鈞所言中屢有所及，可以說比較真實地反映了趙、洪二人的關系。此外，洪述祖身為內務部秘書，卻“時往總統府”，難免會引起趙秉鈞疑忌，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洪、趙關系遠不如洪、袁關系。

總之，洪、趙關系在鼎革後趙任內務總長時期，並不融洽。收撫應夔丞與共進會本屬內務部職權範圍之事，洪卻利用其與袁的特殊關系，在一系列問題上，私下運動其事，趙與洪之疏離關系於此已可明顯看出。應送給總統的四簍螃蟹因“已死過半，不便送總統”，洪卻“檢送二大簍與總理”，更可見袁、趙在洪心目中地位之差別。1913年1月初應夔丞即將南下時，洪述祖反復叮囑其行前到總統處及內務部次長言敦源處辭行，以示謝意，卻未叮囑其到趙秉鈞處辭行。洪、趙之間的這種疏離關系，決定了洪述祖不會將刺宋這樣的機密事情向趙通報，這一點對分析宋案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