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2章 帝星（第2/2頁）

崇禎元年就要到來，比起崇禎十七年時，年輕的信王還是接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龐大帝國。這個時空有和記，信王面對的局面要更復雜和險惡的多。但在原本的時空，崇禎元年時只有王二等人造反，農民軍的規模很小，轉戰的地域不大，沒有造成嚴重的破壞。因為對災區百姓的同情和憐憫，加上皇帝才十七，不失赤子之心，所以在頭幾年崇禎同意三邊總督楊鶴的主張，對這些造反的百姓以招撫為主。

不得不說其實早期的招撫還是有效的，有一些著名的頭領受了招安，此後就再也沒反。

但多半的招安對頭領有用，對普通的造反者屁用沒有。

朝廷又沒有多少錢糧安置，地方上還是一片饑荒，不造反還得挨餓，已經反過的人就很難安心下來留在地方上忍饑受餓，於是只能再舉反旗。

這樣反反復復的到了崇禎二年，皇帝在這兩年裏沒有在東事上做什麽大改變，只是用了袁崇煥，然後是皇太極從草原繞道破口，殺袁，用孫承宗，遼西局面變化不到，京畿和薊鎮則一片殘破，又是幾十萬人流離失所。

然後是皇帝重新任用東林黨人，撥亂反正，接著就是崇禎接受不少有良心的官員建議，開始減免賦稅。

有些人說崇禎年間減免的全是工商稅，也並不盡然，工商稅和很多雜稅是一起減的，主要還是天啟年間收的太狠，地方上已經不堪重負，叫苦的不光是百姓，也有商人，也不光光是南方的士紳階層。當然江南士紳肯定是推波助瀾的一群，他們在政治上發出的聲音最大，最後給人一種錯覺，好象就是東林黨拼命在抗稅……從天啟到崇禎的收入財務表格就看的出來，前後的差異不大，崇禎四年之後各種稅就恢復了，而且後來越收越狠。

大明的財政問題是制度設計有問題，中間環節浪費太多，士紳階層大量轉移壓力，明朝始終做不到如宋朝那樣大一統的集中的財務管理制度，明的稅收其實較南宋不知道低多少，但百姓比南宋的百姓要困苦的多，就是中央的財政執行力度和中間環節出了大問題，倒是不能完全歸罪到東林黨人的頭上。

換句話說，就算文官要背鍋也是大明全體的文官背鍋，還得算上太監，勛貴，外戚，包括皇室自己。

所以當整個制度失靈，財務破產的時候，歸罪某個團體沒有任何意義，皇帝不能約束臣下，使利益被士紳團體把持瓜分，又把矛盾和責任完全推給臣下或某個團體，這有什麽意義？崇禎即位之初，東虜雖能破口，但朝廷法度猶在，農民軍鬧的不厲害，遼西守的住，人心還在，並沒有如後來那樣人心厭明，都感覺大明亡國亡定了……就算不是一手好牌，崇禎能把牌打成這樣，也算是天賦異秉了。

“大人？”

張瀚陷入沉思很久，半晌過後，幾個部下都恢復了常態，楊秋試探著道：“具體情形到底是怎樣的？”

“哦，皇帝落水，宮中急召太醫救治，不到午時脈案成方出來，症況極險。然後皇帝派人到內閣命擬遺詔……”張瀚臉色似悲似喜，不管怎樣，他本人對天啟皇帝沒有惡感，這個皇帝還召見過他，笑著說兩個人年齡差不多，勉勵張瀚為國效力，效法先祖張四維做一個大明的忠臣……

那幾年前的事情了，後來雙方就漸離漸遠了，張瀚心裏有自己的打算和既定的方針，他的目標是華夏，是漢人的傳承，是整個華夏的文明傳遞，在這個大目標之下，不管怎樣的恩德都只能拋諸腦後，何況皇帝也只是短時間內表示了善意和欣賞，朝廷既沒有扶助過和記，張瀚的功業都是自己一手一腳踢騰出來的，又怎麽能要求他對皇帝忠心耿耿呢？

哪怕是以這個時代的標準來說，張瀚也不能算“貳臣”，張瀚只是童生身份的商家，連秀才都不算，所以不能用士人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他。他在發跡之前根本不是大明的臣子，沒領過皇帝的俸祿。後來當了一衛指揮也是買的官，為的是帶著自己的兵去打土匪和北上草原，也跟效忠大明沒有關系……

“那就是沒得醫了。”楊秋呼出一口氣，臉上大有放松。

趙立德也是，天啟一死，僵局立破，這是顯而易見的事。

“底下我們要考慮到信王即位之後的局面了。”趙立德聲音有些急促的道：“軍司相必有預案吧？”

楊秋看看張瀚，見張瀚微微點頭，便是笑著道：“此前你級別不夠……當然有預案。”

趙立德悻悻的道：“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當然會有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