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中文電報與密碼

密碼是人類通訊史上永恒的主題。電報作為一大載體，關於電報加密與解密的故事，更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

清末中國雖然引入了電報和隨之而來的密碼概念，卻不諳其道，只是機械地按照洋人教習操作，卻未能從本質上加以重視。反倒是日本方面，早早就設立了專門負責監聽、破譯的電信課，培訓相關人才。

在甲午戰爭期間，清政府駐日公使汪鳳藻為了匯報他和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的會談情況，用密碼電報向國內總理衙門拍發了一份長篇電報，其中包含了陸奧宗光給中國政府的絕交書函件全文。孰不知他已經中了日本外務省的圈套。

按照通常的慣例，絕交書應為日文，由清國駐日本使館的工作人員翻譯成中文，再加密，拍發國內。可汪鳳藻拿到的絕交書，卻是已經譯好的中文稿件，而且譯得四駢六麗，流暢無比，無一字疏漏。

這封譯稿出自日本外務省的一位牛人中田敬義。他是個中國通，外務省漢語學所的高材生，精通官話、上海話和閩南語，華文水準高到可以和中國大儒作詩唱酬，還曾寫過《明治初期的支那語》等一系列漢語學習名著。這次日清談判中，他也是作為日方代表之一出席。

當時外交決裂，形勢萬分火急，汪鳳藻見中田敬義譯的漂亮，不虞有詐，直接讓機要員譯成密電發回國去。

這封電報走的是東京-長崎-上海線，要在日本中轉兩次。外務省通過這兩次中專，搞到了一份密電抄件。日本負責破譯、分析的電信課長佐藤愛磨親自上陣，和中田敬義一起合作，根據電報的長度進行分析，並取來陸奧氏的原文對比，很快就摸清楚了中國的密電碼。

可悲的是，中方一不知道密碼已經被破解，二在整場戰事中，這份密碼竟然都沒有更換過。於是中國陸、海軍的調動情況、朝局的動向自此都全部攤開在日本人的面前。這樣嚴重的情報不對稱，再加上軍事方面的實際差距，清朝最終一敗塗地。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讓許多國人——尤其是政客——意識到了電報密碼的價值。等到電報開始民用普及之後，無論政府、公司還是個人，都紛紛用起了密電。於是清末民初時期，稍微有些身份和影響力的人，手裏除了有一本明碼電本以外，都還要帶著一本自己專用的電報密碼本。

中國最流行的加密方式，在密碼學上叫做位移式。這種加密方式說來簡單。只消事先約定漢字的編碼數字增減，就可以隨意進行私人之間的機密交流，大大降低了加密的門檻，只要具備最基本的運算能力，就能用得上，而且保密效果良好。比如說蔡鍔在北京準備去雲南，就事先跟梁啟超約定一句詩“我自橫刀向天笑”，“我”字設定編碼減少301，“自”字設定編碼增加200，等等等等。

等到蔡鍔從北京順利逃走了，就給梁啟超發一封電報，電文的內容是“自密詰倬厄峙匝裳”，完全是一封天書。其實前兩個字是用的明碼“自密”。梁啟超一翻編碼表，哦，明白了，這封電報是用“自”字加密的。他就把“詰倬厄峙匝裳”六個字的數字編碼都找出來“6113/0213/0618/3969/0560/5951”分別減去一個200，就成了“5913/0013/0418/3769/0360/5751”，再按照編碼表回譯，就成了“袁世凱王八蛋”。

當然，這不是真事，只是我為了敘述方便而設計的一個歷史場景，但也並非無本可據。歷史上蔡鍔確實和梁啟超有過類似的來往。袁世凱稱帝的時候，懷疑蔡鍔要對他不利，派人搜查過蔡將軍在北京的居所，目的就是為了找出他所使用的電報密碼本。結果一無所獲，因為蔡鍔生性機警，那幾十本密碼早就藏到了天津梁啟超家的枕頭底下。

相比之下，李烈鈞就沒那麽幸運了。他在二次革命的時候被北洋軍打得頭破血流，密碼本落到袁世凱手裏，袁世凱立刻查到了他和國會內國民黨議員企圖武力反袁的密電，以此為借口解散了第一屆國會。可見這種電報加密的方式在清末民國確實相當流行。

交換密碼本還被視作一種推心置腹的信任。比如袁世凱為了刺殺宋教仁，授意趙秉鈞拉攏了一個大字輩青幫成員應桂馨，趙秉鈞還在北京親自接見他，除了給了5萬大洋，還交給他一本國務院用的密碼本，應桂馨從此死心塌地——不過成也密碼，敗也密碼。宋教仁遇刺以後，巡捕房正是通過這本電報密碼本才證實了應與袁世凱之間的關系。應桂馨在3月2日用這個密碼發給趙秉鈞一份電報，這份電報後來以“應密冬電”成了刺宋案關鍵性的證據之一。

張學良在“東北易幟”的談判期間，也曾派錢芥塵去南京跟蔣介石交換過密碼本，既是為了聯絡方便，也是示以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