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秘密社會南海西樵巨盜區新（第5/12頁）

為了維持局面，廣東地方官府除派兵進剿外，也采取了種種防範措施，如令每艘渡船設勇四名，以為堵禦；凡客人搭船，必先搜檢。又有查禁攜槍之令，有入夜各街閉閘之諭，但是或毫無效果，或幹脆無人響應。如禁止攜槍，盜匪早有防範，不會因禁令而放棄，“是禁槍只可以禁良民，而不可以禁盜，適為盜成其專利而已”。入夜閉閘，為向來成例，劫案並不因此而減少。

至於渡船設勇，非但無濟於事，反而擾民。因盜匪“其聚夥常數百人，其器械皆新式快槍，其劫渡每用輪船，不需小艇，其一日常劫數船，不取一艘。以區區四名之額勇，無論其怯懦無用，即使其奮身捍禦，而寡不敵眾，已萬無能勝之理。又況勇之工食，由渡船供給，每一名年需百圓，此四百圓之數，以生意幾微之鄉渡，豈能籌此巨款。即使能籌，而又不能保其能禦盜，則不如寧納之於盜，其數尚少，而可以保安之為愈也。故大吏屢出誥令，嚴詞批斥，而竟無有應之者”。

論者以為，這些措施“實大吏之不通下情，不審時勢，當一籌莫展，無可設法之時，而故為是責難之舉，以為塞責耳”。並進而指出：“治法以本原為主，今日百政廢弛，工藝不興，商務不振，民窮財盡，迫而為盜，而官吏又無東西國警察巡捕之善法，徒坐視其擾害閭閻，釀成大患，竟無一策以處之，此實誰屍其咎哉。”[34]

在此情形下，廣東地方不僅成為盜匪橫行的世界，而且其活動日益上升到台面，雖然非法，卻已公開。區新、傅贊開劫掠新會縣瑞生當店時，“乘三人肩輿入村，督率攻劫，鄉團練勇，無一敢出”[35]。到1900年2月，區新、傅贊開等“日形猖獗，地方緝捕，莫奈伊何，匪等遂將一切行水，從容議妥，竟無有過而問之者”。西江桅杉排行與兩盜訂明，每年願納行水銀萬二千元，保至光緒二十六年底。其銀按月交清，地點或在省佛陳龍，或在梧州肇慶，屆時由盜示以所在，依期交納。據《香港華字日報》報道:

是日立約時，傅、區兩盜，各架紫洞艇一艘，後隨以小艇數十號，至小唐沙地方，彼此換約既迄，隨又與北江杉行在沙頭地方立約，每年共納行水四千元，先交一成，其余限至明年九月，分三次交楚。旋又有四會、滄江、廣寧、懷集等處杉行，亦與該盜立約，每年行水約一千二百元。盜等隨各給以憑據，小旗一枝，上畫獅形。其約內則聲明：嗣後如有被劫，不拘贓值多少，均由該盜如數賠償。

報館因而嘆道:

此豈各商人之帖耳輸服於盜哉，無亦以官失其權，盜得其義，與其向官問盜，而官不能為盜之讎，曷若以盜為官，而盜反得任官之責。坐是為叢驅爵，為淵驅魚，即一類推，而中國民情攜貳，上下解體，又何待外人召之餌之勞之集之，而始知其有無窮之患也哉。是則中國之大局興衰，可以決矣。[36]

第三節　勤王軍將

廣東盜匪勢力不僅能與官紳鼎足而三，在基層社會甚至一方獨大，引起在海外結成保皇會、謀求勤王救上的康有為等人的注意。

康有為與區新雖然同為南海西樵人，活動時代也相近，但兩人的社會身份相去甚遠，彼此毫無聯系。如果不是戊戌政變和勤王密謀，兩人之間不會出現相互需求的背景和條件，也沒有聯系的必要。不過，西樵既為孕育康、區兩人共同的社會環境，彼此也當有所耳聞。1898年底，在戊戌政變突如其來的打擊下，康門師徒經歷了短暫的憤激仿徨，受唐才常等湖南志士的催促，決心鼓動武力勤王。其行動方略，首先注重兩廣。廣東方面，由梁炳光、張學璟負責經營。此外，由於保皇會在港澳設立聯絡協調機關，以為總局，因地利之便，又有鄉裏地緣關系，對廣東格外關注。他們事先缺乏相應的準備，欲訴諸武力，只能利用現成的社會組織和武裝力量，民間秘密社會便是其首要選擇。

康有為解釋“大舉必從閩粵發難，以長江響應而掣中原之肘”的戰略構想時強調：廣東“各府縣皆有倜儻不羈之土豪，若能收羅而撫之，則此輩俱為我用”[37]。保皇會為勤王事宜編制的電報密碼中，便有“422現豪傑歸附者頗多”“427△△地大盜若幹人已收之”“428大盜會黨已運動七八成”，以及“676花縣巨盜”“678西江巨盜”等條目。[38]

據岑春煊後來的奏報，區新曾於1899年“受逆黨嗾使，潛行入京謀刺某大臣，事既不成，改易洋裝回粵，勾結會匪，偽立‘新廣東志氣軍’名目，語多悖逆，鄉愚被其煽惑，聲勢甚大”[39]。此說如果屬實，則區新與保皇會的聯系，自1899年已經開始。戊戌政變後，逃到香港的康門師徒在宮崎寅藏的激勵下，嘗試北上入京刺殺西太後和榮祿，有關行動一直持續到1906年。如果區新真的參與過此項行動，接洽聯絡之人很可能是萬木草堂弟子羅伯雅。羅字潤楠，廣東番禺人，“性豪俠，仗義氣，善結交綠林會黨”[40]，“嘗與劇盜區新、傅贊開等往還”[41]。從此區新成為保皇會勤王戰略的一顆重要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