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自救變法在百日內無疾而終（第5/16頁）

步兵統領衙門接到了捉拿康有為和康廣仁的命令。康有為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而且以前“屢被人參奏”，即行革職捉拿，交刑部按相關條律治罪。至於康廣仁的罪名，因為他是康有為的弟弟。

南海會館裏只抓到了康廣仁。9月19日，在譚嗣同夜訪法華寺的第二天，康有為在安排好一切後，終於乘火車去了天津，然後在天津乘輪船去上海。在上海，康有為並沒有能夠上岸，聽到消息的英國人將他從船上截下，送往香港。為了防備朝廷大內密探的刺殺，康有為被英國方面安排在皇家香港警察署裏居住，躲過一陣時日後，他將去日本，開始漫長的海外流亡生活。

康有為終於用這種方式離開了北京，離開了朝廷的政治舞台，我們再見到他的時候，已經是在海外的場合了。

康有為是一個復雜的人，他有驚世的野心，也能勇敢地立於時代潮頭。他常常被認為是一個變法的“激進派”，但所謂“激進”和“穩健”有時也是很模糊的，也很難去把握這個度，穩健的另一個代名詞可能是保守，激進的另一個代名詞可能是勇敢。事情做成了可能被認為是穩健，沒做成又可能被認為是激進。只是，理想激進一點沒有關系，但做事情是不能也無法激進的，因為它需要的是踏踏實實的過程，做事情的激進，恰恰是骨子裏害怕作長期努力和長期鬥爭的準備。

而當這些事情是百姓的公共事務——政治時，更需要用程序的正當和正義來保證結果的正當和正義。康有為的很多想法，看上去是都是創新的“建設性意見”，而實質上也只是他翻翻書本、拍著腦袋想出來的，沒有經過大範圍的征求意見和討論，沒有重視其他人，甚至沒有經過自我的科學論證，就急於出爐，這又和以往官僚集團的人治並沒什麽區別，反而陷入搞陰謀搞黨爭的嫌疑。

由於不懂得程序正義的重要性，康有為始終沒有跳出自己的世界。他一直沉浸在自我悲壯的角色裏，他把自己當作民意的代表，而且是唯一的代表，在康有為看來，似乎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反對變法，只有他在為了天下蒼生而奔走呼號，受苦受難。在這樣的心理驅使下，加上那驚天的野心，很容易做出極端的舉動來。

康有為喜歡利用媒體，這本來是一種相對於舊時代的“現代化”的行為，但是老康的利用媒體也就是為了實現自我目的的炒作，而沒有真正把媒體納入到普及變法常識，進行“現代公民意識”啟蒙的作用中。這一切其實還是來自於康有為對於“現代”並沒有深入的認知和了解，他的頭腦仍然是舊式的，只不過比那些更舊的新了那麽一點點而已。

多年以後，在變法期間被光緒接見過的另外一位大知識分子嚴復，評價起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的作為：上負其君，下累其友，書生誤國，庸醫殺人！

而康有為的可貴或者可愛之處在於他的堅持。他是作為一個鬥士橫空出世的，他一直在戰鬥，不怕困難，不怕失敗，不為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所動，如泰山般屹立不倒。流亡海外後的康有為以光緒給楊銳的密詔為藍本，偽造了一份光緒給他的“衣帶詔”，從此在海外祭起“奉旨救駕”的保皇大旗。多年前，他因為鼓吹變法而“超前”於當時的時代，多年後他又因保皇而“落後”於當時的時代。但康有為就是康有為，他相信自己的選擇，也堅持自己的選擇，哪怕最後眾叛親離，連最親密的弟子梁啟超都跟他決裂了，他仍然懷著至死不渝的戰鬥精神，為他的選擇堅持了一輩子，正確也好，錯誤也好，老康都把它們堅持成了一種傳奇。他一直站在那裏。

好吧，對於慈禧來說，該處理的都已經處理完了，接下來，該上班的上班，該開會睡覺的開會睡覺。有關史料記載，慈禧在9月21日當天甚至還回了一趟頤和園，朝政又趨於平穩，這場風波似乎已經平息。

由於步兵統領衙門報告康有為沒有抓到，要求在天津緝拿康有為和防止他從天津出逃的電報發給了直隸總督榮祿，然後，慈禧派出了楊崇伊到天津向榮祿通報北京的情況。

楊崇伊去往天津。而正是這次平常的天津之行，又讓原本趨於平靜的朝廷局勢，再一次掀起波瀾，風雲突變！

袁世凱的秘密

前一天（9月20日傍晚），有一個人坐著火車，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天津。

他就是我們熟悉的袁世凱同志。

如果這時候有人遇見他，見到的一定是一個目光呆滯、神情恍惚、心事重重的人。事實上從回天津開始，那個問題還在困擾著他。雖然在北京沒有向朝廷檢舉告發，但馬上要見直屬領導，難道還不該說出秘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