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袁世凱與李鴻章的第一次會面（第2/6頁）

接下來的一幕我們比較熟悉了，它在很多書裏都得到過描述：袁世凱之後給國內領導發了封電報，極力主張出兵。並說明日本公使杉村浚是他的哥們兒，日本只看重經濟利益，即使我們出兵，日本也是不會派兵的（杉與凱舊好，察其語意，重在商民，似無他意）。發電報的時間是1894年6月2日。

再然後，按照這些書裏的敘述，袁世凱就這樣輕易“上了日本人的大當”。後來的事實證明日本人關心的並不只是商民，而是如何找到發動清日甲午戰爭的借口。為了強調一下袁世凱這次上當受騙的情況，這些書中一般還會列舉一下袁世凱的生活作風問題，比如經常和朝鮮的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出入聲色場所，笙歌夜夜等。

但問題就是出在這裏，這些書籍一般只會注意宏大敘事，卻忘了我們的歷史主人公也是一個真實的人物，他和我們沒什麽兩樣，也要面對生活的各種糾結，人生的各種困境，也是一個吃兩碗飯就要飽，飽了也要打嗝的人。

而我們在觀察歷史的時候，經常缺乏的是“體制內思維”，對於一個體制內的人物，我們經常把握不準，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麽。

我們有必要首先來了解一下什麽是體制內思維。

這不是一種為了集體（朝廷、國家等）的思維。

也不是一種為了個人的思維。

而是一種在為了集體的口號掩蓋下為了個人的思維——表面為集體，實際為個人。但這也只是一般官吏的想法。對於身處中高位的官員，他們的想法還要更高級一點，那就是：公私兩便。

因為他們知道，天下為公，沒人願意去幹；完全為私，也幹不長久。而朝廷的體制是有很多空子可以鉆的，它不像有些完善的體制，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朝廷的體制公私是混在一起的，公裏面可以夾帶一點私，私裏面也可以混淆一點公。正是因為這樣，帝國對於一個官員的評價常常是把道德和能力混在一起，只要他親民，有事總在一線，不怎麽貪，不亂搞男女關系，就是好官；如果還能成天對貪官汙吏黑著個臉，為民做幾回主，那簡直就是青天——傑出代表就是包青天包大人。至於這個高官的能力問題，反而讓人忽視了。

也就是說，對於封建朝廷體制內的人物，特別是高層人物，只有“合眾人之公以成一己之私”的思維，才是最高明的思維。

袁世凱的考慮就是一種公私兩便的想法。

在說到袁世凱的考慮之前，我們要來了解一下袁世凱大人究竟有沒有上日本人的當。

我的答案是：雖說實際上是上了當，但小袁同學心裏面是清楚的。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一切的事情很可能都是袁世凱“主動上當”。

作為大哥級的滑頭人物，我相信，袁世凱是不會那麽輕易就上了日本人的當，更何況他還有一支神秘的情報隊伍。

在朝鮮的十多年期間，袁世凱結交了各式各樣的人，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本土外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大家都是朋友，比如當時人在朝鮮後來出任英國駐華公使的英國人朱爾典。更重要的是，袁世凱的朋友裏還有一群有特色的朝鮮人。他們是：分布在漢城以及其他城市的市井流氓、潑皮無賴。

在十幾年期間，袁世凱成功地將這些人籠絡到麾下。當帝國的官員都自命清高地不屑和這些人打交道的時候，袁世凱卻優待他們，真正做到了跟他們打成一片，成為下基層最多也最有誠意的人，而袁世凱也有他的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幫忙收集情報。

《潛伏》裏的謝若林說，真正有用的情報，就出現在街頭巷尾之間。袁世凱也相信這一點，每一個流氓混混都是能為他提供日本人情報的眼線。我們應該還記得袁世凱上一次沖進王宮平息政變的故事，在日本人和開化黨發動政變之前，他們的計謀是先設一個鴻門宴，以慶祝漢城郵政局落成為借口，邀請袁世凱和朝鮮事大黨人前去參加晚宴。然後就在吃飯的時候突然發難，抓人的抓人，殺人的殺人，企圖將事大黨和支持他們的袁世凱的力量一網打盡。袁世凱正要動身時，他接到了流氓朋友給他的警告，於是他不去了，派了自己的一個手下作為代表。後面的事情就不用說了，當晚有十來個事大黨人被殺死，而袁世凱成功躲過一劫。

這件事情之後，袁世凱更加重視這支流氓情報隊伍了，憑著及時的情報，袁世凱才在日本人的包圍中多次化險為夷。日本公使跟他耍流氓，告訴他即使清國出兵來朝鮮處理東學黨問題，日本也不會派兵，沒想到袁世凱卻是一個更大的流氓，一切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當日本公使以為他的兩句話就可以輕易騙過這位矮胖子，而後來的某些書籍也認為袁世凱就這麽輕易“上了日本人的當”之時，袁世凱心裏在大叫：我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