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賢達”錢牧齋

就錢牧齋對明初史料的貢獻說，我是很推崇這個學者的。二十年前讀他的《初學集》《有學集》《國初群雄事略》《太祖實錄辨證》諸書，覺得他的學力見解，實在比王弇州（世貞）、朱國楨高。同時也收集了有關他個人的許多史料，如張漢儒控告他和瞿式耜的呈文、《牧齋遺事》《虞山妖異志》《閣訟記略》《錢氏家變錄》《牧齋年譜》《河東君殉家難事實》（以上均見《虞陽說苑甲編》）《紀錢牧齋遺事》（《痛史》本）《錢氏家變錄》（《荊駝逸史》本）瞿式耜《瞿忠宣公集》文秉《烈皇小識》計六奇《明季北略》，以及《明史·周延儒傳》《溫體仁傳》《馬士英傳》《瞿式耜傳》有關他的記載，和張漢儒呈文的另一印本（刊《文藝雜志》八期）。因為《明史》裏不收這個做清朝官的兩朝領袖，《清史稿》列他在《文苑傳》，極簡略。當時就想替此人寫點什麽。記不得那時候因為什麽耽誤了，一晃蕩便是二十年。

最近又把從前所看過的史料重讀一遍，深感過去看法之錯誤。因為第一他的史學方面成就實在有限，他有機會在內閣讀到《昭示奸黨錄》《清教錄》一類秘本，他有錢能花一千二百兩銀子買一部宋本《漢書》，以及收藏類似俞本《皇明紀事錄》之類的秘笈，有絳雲樓那樣收藏精博的私人圖書館，從而做點考據工作，實在沒有什麽了不起；第二這個人的人品實在差得很，年輕時是浪子，中年是熱中的政客，晚年是投滿的漢奸，居鄉時是土豪劣紳，在朝是貪官汙吏，一生翻翻覆覆，沒有立場，沒有民族氣節，除了想做官以外，從沒有想到別的。他的一點兒成就、虛名、享受，全盤建立在對人民剝削的基礎上，是一個道地的完全的小人、壞人。

可是，三百年前，他的名氣真大，東林巨子，文壇領袖，斯文宗主，而且還是幕後政治的牽線人物。只是做官的日子短，在野的年代長，以他當時的聲名而論，倒是個“社會賢達”也。

我正在研究歷史上的士大夫官僚紳士地主這類人，錢牧齋恰好具備這些資格，而且還是“社會賢達”，因此把舊材料利用一下，寫出這個人，並非毫無意義，而且也了卻多年來的心願，是為記。

一 定論

牧齋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明白自己的大節有虧，時常嘴裏說的是一套，紙上寫的是一套，做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師友們轟轟烈烈成為一代完人，只有他醉心於功名利祿，出賣了人格靈魂，出賣了民族國家，到頭來變成“藥渣”，“秋風起，團扇捐”，被新主人一腳踢開，活著對不起人民，死去也羞見當年師友，老年的情懷實實在在是淒楚的、寂寞的、幽怨的，百無聊賴，只好皈依空門，靠念經禮佛來排遣、懺悔。排遣往年的過錯，懺悔一生的罪惡。有時候也不免自怨自艾一番，例如《有學集》卷一《次韻茂之戊子秋重晤有感之作》：

殘生猶在訝經過，執手只應喚奈何！近日理頭梳齒少，頻年洗面淚痕多。神爭六博其如我，天醉投壺且任他。嘆息題詩垂句後，重將老眼向關河。

《再次茂之他字韻》：

覆杯池畔忍重過，谷哭其如淚盡何？故鬼視今真恨晚，余生較死不爭多！陶輪世界寧關我？針孔光陰莫羨他！遲暮將離無別語，好將白發喻觀河。

戊子是明永歷二年，清順治五年（1648），這年他六十七歲了，為了被控和明朝故老鬧“反清”，被羈押在南京，案情嚴重。想想一輩子居高官，享大名，四年前已經六十四歲了，還不顧名節，首倡投降之議，花了一筆大本錢，滿以為新朝一定大用，不料還是做禮部侍郎，二十年前早已做過的官。官小倒也罷了，還被奚落，被哂笑，實在受不了，只好告病回籍。如今又吃這官司，說是為明朝呢，說不上，為清朝呢，更說不上，於是見了人只好喚奈何了，要哭也沒有眼淚了，活著比死也好不了多少了。順治十八年（1661）八十歲大壽，族弟錢君鴻要發起替他征集慶壽詩文，他苦口辭謝說：“少竊虛譽，長塵華貫，榮進敗名，艱危苟免，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瀕死不死，偷生得生。絳縣之吏，不記其年，杏壇之杖，久懸其脛。此天地間之不祥人，雄虺之所慗遺，鵂鹠之所接席者也。人亦有言，臣猶知之，而況於君乎？”（《有學集》卷三九《與族弟君鴻論求免慶壽詩文書》）

這一段話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確當的。他的一生定論“榮進敗名，艱危苟免”，他一生的言行是“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明亡而“瀕死不死”，降清而“偷生得生”，真是一個為人民所共棄的不祥人，該以杖扣其脛的老怪物。所謂人亦有言，如順治三年（1646）在北京碰釘子謝病南歸，有無名氏題詩虎丘石上《贈錢牧齋宗伯南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