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硬石”擡高一點（第3/4頁）

中國共產黨是否是被“逼上梁山”的？如果僅從1926年《陳獨秀關於國民黨問題報告》的內容來看，站在任何一個強勢方的立場想一下，“清黨”是必須的選擇，“道不同不相為謀”，不是誰逼誰的問題。當然，“四一二”之後的中國共產黨，則毫無疑問是被“逼上梁山”了。

被逼上梁山的中國共產黨，要想生存下去，要想推翻蔣家王朝，要想解放廣大勞苦大眾，實現社會主義，光靠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他必須要有所依靠。依靠誰？當然是依靠他想要解放的最底層的貧雇農們。為什麽要依靠他們，兩個原因：一是因為他們是這個社會上最大多數的群體，擁有著最強大的力量；二是因為他們是最一無所有的，因而也是最需要革命的。

中國共產黨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廣大勞苦大眾為什麽要和你站在一塊呢？為什麽要成為你的靠山呢？為什麽要跟你對抗政府呢？上述的兩個原因，僅僅是理論上的，現實的邏輯卻是強大的力量並不一定要發揮，剝削和壓迫也並不必然導致革命的自覺。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農民是不知道馬克思的，也沒有讀過《資本論》，不知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不知道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他們只知道“切身的”利益，跟共產黨鬧革命會給自己帶來切身的利益嗎？他們不確定。另外，農民也不知道剩余價值，不知道剝削，也不知道民主和平等，他們只知道農忙時給地主打短工至少可以使自己吃得更好，並且可以補貼家用，這一切都是自然的、按部就班的，上一代就是這麽過的，正如亞瑟·亨·史密斯所說的“災難降臨時，他們只知道默默地忍受”。尤其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共產黨對於老百姓來說，並不是一個熟悉的詞語，也並沒有一個光輝的正面的形象，長期的戰亂，也使老百姓討厭軍隊和戰爭。

中國共產黨要完成領導革命的任務，必須要完成對群眾的改造與教育：

第一，讓群眾明白，他們是受剝削者，是受壓迫者，他們應該起來革命。

第二，讓群眾相信，共產黨是為他們服務的，跟著共產黨一定會過上美好生活。

其實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做群眾工作”，其重點是宣傳教育，實現人們的觀念認同和價值認同。對於這一點，毛澤東很早就認識到了。1927年12月在攻打茶陵之後，他就明確規定了軍隊的三大任務，即“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向群眾做宣傳。”要求每個紅軍戰士既是戰鬥員、又是宣傳員、組織員。

1928年10月的《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專門就“宣傳問題”作出規定，指出“共產黨是要在左手拿宣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強調“蘇維埃、土地革命、共產主義、紅軍、暴動隊，都須制定專門宣傳綱要，加緊宣傳，深入到群眾的腦海中。”

1929年初，當紅軍計劃向贛南閩西轉移時，宣傳機構進一步細化，成立了工農運動委員會，由宋喬生為主任，設宣傳股、民運股、青年股和婦女組，專門負責沿途的群眾宣傳工作。

為什麽要做好宣傳工作？毛澤東在1929年的一段講話說得很清楚，“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由這個宣傳任務的實現，才可以實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建立政權、消滅反動勢力、促進革命高潮等紅軍的總任務。所以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的工作，若忽視了這個工作，就是放棄了紅軍的主要任務，實際上就等於幫助統治階級削弱紅軍的勢力。”542

中國共產黨的宣傳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很難盡述，有幾種宣傳方式是最常用的：

1.標語口號。這是紅軍最常用的方式，紅軍過後，到處可以見到留下的標語口號，有的是政策宣傳，有的是動員，有的很直白，如“擁護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有的很有煽動性，如“打土豪、分田地”，直到現在，這種方式我們仍然在大量使用。而這些隨處可見的標語無形中形成了一種輿論氛圍，“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543

2.群眾大會。群眾大會是對群眾進行集中教育的最好方式，也是愛熱鬧的中國百姓樂於接受的方式。在動員大會上，中國共產黨可以通過訴苦、公審、演戲、演講等多種方式宣傳黨的宗旨，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啟發群眾的革命熱情。

革命標語

3.歌曲民謠。歌曲民謠在農村是喜聞樂見，極易傳播的，也是中國古代大多數農民起義進行造勢的最常見的方式，於是教唱和傳誦紅歌也必然成為中國共產黨做好群眾工作的最重要的方法。流傳下來的紅色歌謠很多，如：“過新年，過新年，今年不同往常年；工農革命軍來了，又分谷子又分田。”“松柴烤火千裏香，窮人骨頭堅如鋼。死了要埋井岡山，活著就跟共產黨。”等等。